王国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学术界中两位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师。他们以其广博的学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开拓性的研究，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虽然两位大师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有所不同，但他们均以严密、精深的史学考据著称于世。本文拟仅就两位大师在史学考据上的学术渊源、学术贡献和学术特色进行一番比较性的探讨。
一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这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王国维、陈寅恪与梁启超三位名满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同时被礼聘为导师。（陈因事次年方入院。）其时，梁氏52岁，王氏49岁，陈氏仅35岁。在清华国学院呈鼎足之势的三位史学大师，从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约略言之，似可分为两派：梁启超曾师事学宗公羊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在治学方法上多体现出宋学传统，追求综合系统，侧重经世致用；而王国维与陈寅恪则受乾嘉学派汉学传统的影响较大，侧重于史事考据，好做归纳分析。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梁氏多做宏观研究，王、陈二氏则侧重于微观研究。应该说，以精深、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陈二先生的共同特点。
考据是我国史学研究中一种传统的、重要的治史手段。清代由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学者推阐，后由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发扬光大的“乾嘉学派”，是我国古代考据学的最高峰。乾嘉诸学者继承了汉儒考据训诂的方法，在经史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卓越成就。
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在继承乾嘉学者考信求实、无征不信的考据方法和学风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了西方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突破了乾嘉学者以经证史和以史证史的范围，将诸如甲骨、金石、简牍、诗歌、小说、戏曲、佛典等传统经史以外的文献材料，都纳入了史学考据的范围，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创立了“二重证据”的方法、“语言比较”的方法、“诗文证史”的方法，把我国传统的史学考据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从文化继承和学术渊源上讲，王国维与陈寅恪均有着我国传统的经史之学的家学渊源；并都曾留学国外，通晓多种外语，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治学方法的训练。
王国维先生出生于一个儒商家庭，幼年即受家庭熏陶，攻读经史，治举于业。他21岁至上海，结识著名学者罗振王，开始接触新学，并在罗氏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王氏当时即得风气之先，先后学习了英文、日文、德文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学术研究上，王国维起初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攻治哲学和文学，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后来，他在罗振玉的影响下改治甲骨、金石、简牍之学，终于在甲骨学与殷周史结合研究上做出了空前的贡献。
众所周知，研究中国古史没有深厚的经学和小学根底是不行的。王国维虽然青少年时期曾接受过传统的经学和小学教育，可是从21岁至34岁这段时间，却将兴趣转向“新学”，钻研的是哲学和文学，因而可以说他的经学水平在当时远非出类拔萃。为什么王国维能在古史考据中做出划时代的贡献？而当时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超一流的经学大师却做不到呢？这可能与王国维独特的学术经历有关：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使他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和小学根底；罗振玉鼓励和启导他攻治甲骨、金石之学，更为他日后在经史考据上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后来又接受“新学”，使他得以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因而他能够开阔学术视野，不像正宗的经学家那样拘守“师法”和“家数”，敢于突破前人成说，终于在古史考据上取得石破天惊的成就。
陈寅恪先生出身于晚清一个著名的官僚士大夫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曾授吏部主事，以诗词著名当时。陈寅恪先生幼承家学，博览群书；12岁即开始出国留学，先后至日本、美国和西欧诸国，通晓近20种中外古今语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曾于本世纪初两度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其时，德国史学界正风行以兰克（Leo poldVon Ranke 1795-1886）为代表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这一学派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号召，主张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主要任务是对史料进行严密的、实事求是的考据。这与集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大成的乾嘉学派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有相通之处。看来，“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对陈寅恪先生是有影响的。虽然从现存的著作中未发现陈氏谈到过“兰克学派”及其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影响，但陈氏在史学实践中，在在体现出类似于乾嘉学派重视史料考据的汉学精神。他曾这样说过：“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1〕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陈氏接受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汉学精神与德国“兰克学派”双重影响的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在批判地继承求实考据的汉学精神的同时，并不排斥“宋学”精神。相反，他对宋儒的史学成就是非常推崇的。他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2〕并认为清代史学的不足之处是以经学的方法治史，“ 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所以“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3〕可见陈寅恪先生在史学思想上不仅接受了乾嘉学派汉学传统的影响，而且还非常服膺注重义理的宋学精神，因而在史学实践中，能够熔汉学与宋学于一炉，既能从汉学的宗旨出发“解释文句”，注重史事考据，又能发扬宋学精神，重视发掘史料中含蕴的内部规律。这可能与他在欧美诸国生活、学习时间较长，受到更多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浸染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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