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总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15 爱思想 徐勇 参加讨论
编者按 日本军政高层制定有一系列公开的对华政策方针，这决定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的必然发生。本丛编的工作目标是汇集近代日本战争决策类史料，着眼于日本军政高层的战争决策，所选定的17 个专题，旨在统括其战争决策的主干性问题。本文为《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的总序。作者概述了本丛编史料的来源、特征以及丛编的结构与专题内容。限于篇幅，有删节。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以200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结项成果为基础，先后有37 位境内外学者参与，最终由中日两国22 位专家担纲，前后耗时近8 年编纂而成。本丛编着眼于日本军政高层的战争决策，所收资料分布于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社会文化、经济等四大领域，共17 个专题。 本丛编所收主干史料，多出自日本原防卫厅（现防卫省）战史部、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及国会图书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各大学图书馆、各相关研究机构之收藏，亚洲历史资料研究中心网站，以及各类非卖品文献、旧报刊、人物专辑等，相当一批是在日本也未公开发表的第一手档案。此外，还考察并选收了一部分中国台北“国史馆”、中研院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馆藏史料。 总体上，本丛编可以说是海峡两岸迄今为止最全面、完整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汇辑。我们希望这一批史料的公开出版，能够助益学界的相关研究，发挥其应有作用，特做以下概述，希望和各位方家、读者做进一步探讨。 宗旨与方法概述 中国抗日战争史应该包括中国抗战与日本侵华两大侧面。本丛编所涉为日本侵华这一侧面，旨在从资料层面还原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军政高层的政策与战略决策的历史，廓清中日关系与近现代日本历史研究中的疑难歧见。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抗战胜利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史料工作处于停滞或后进状态。改革开放后局势改观，但总体成果与整个抗战研究之需相比较，仍有较大距离。 21 世纪以来，史料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加大，出版了较多的史料成果。特别是一批有关日军侵华暴行资料的整理，成就突出。此外，满铁史料整理以及侵华日军的化学战、细菌战、强制劳工、经济掠夺和“慰安妇”等专题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达到了新的高度。从上述情况可知，国内史料工作已经有了巨大且迅速的发展，大体摆脱了后进状态，但尚存在如下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受到国内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绩效考核制度的约束。在相关制度中，史料成果所占权重甚小，加上经费等多方面的约束，史料工作的开展较为困难，致使战前与战时日本战争决策这样的重要史料发掘课题，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也缺乏有代表性的成果。 第二，现实诸因素的导向作用，使史料工作领域发展不平衡。近年的一些突破性成果，主要分布在一些应用性强、可以直接反击日本右翼翻案的领域，如日军侵华暴行等问题。但是有关日本军政高层在各时期、各领域的侵华决策背景、过程实情等系统性、基础性工作却未能跟上。而如果基础史料工作滞后，中日双方在多领域的诸多歧见就无法根本解决。 第三，受到史料保存的环境条件限制。日本战争决策方面的核心史料大多存于日本本土，中国学界需要克服空间局限，以吸收日方成果、争取日方学者合作。由此需要国内上级机构或后援单位的相应支持，需要克服对外交通、语言、经费诸多障碍。 侵略战争发动者——日本方面的史料，是中国学界必须深入研究的基本素材。日方史料工作的方法与发展成就，也值得中方借鉴与思考。战败前夕，日本曾大批量销毁机密文件，加上其军事要地和军政指挥机关遭受了盟军的猛烈轰炸，大批高层决策重要文献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过，经过战后各界数十年的发掘与整理，副本、抄件或者其他来源使得相当多的重要史料重新面世，构成当今数量庞大的日方各类史料的实际存在。 日方整理的战争决策类史料的代表性成果，首推1962 年至1980 年出版的《现代史资料》（みすず書房）。该套史料含正卷45 卷、索引1 卷，包括“日中战争”5 卷、“满洲事变”2 卷、“太平洋战争”5 卷，以及“国家总动员”“治安维持法”“思想统制”“媒体统制”等专题汇集。后又有续编12 卷，包括石原莞尔“国防论策”、关东军“产业发展五年计划”之类策案。其内容全面覆盖战时日本军政高层的体制结构以及对外战争决策问题，极具研究价值，在中国引进与利用较早，引用率高，影响很大。 在战争指导与军事战略领域，最主要的是史料长编类型的《战史丛书》（朝雲新聞社）102 卷。对于该丛书以及相当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版，1979 年，时日军提出的日中战争“偶发论”、中国“反日论”等战争借口先后传承，其影响力累积至今，已经达到了掌控当今日本政界话语权的地步。一些日本良心派学者在战争发生原因等重大问题上也受到其严重干扰。同时，海峡两岸也有部分中方学者在诸如战争历史等问题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日本右翼论述。在欧美国际社会，也因为史观认识与史料依据等因素，产生了对日本这一战时敌手过分宽容的态度或立场。 本丛编所坚持的目标，是立足于中日学者的共同合作，以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为中心，全面发掘、梳理战前与战时日本侵华决策的史料；以未公开和新发掘资料为中心，精选已整理和公开性资料；以日方新发现史料为中心，精选中国（海峡两岸）方面已经发现、整理的日方资料；以中日两国史料为中心，兼顾存于美国等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资料；以政治体制、军事战略、国家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高层决策为重心，淡化个案问题的比重。如此选定的17 个专题，相信可以统括其战争决策的主干性问题。 我们希望首先完成资料的引进，进而展开译介工作。采取的是原件复制方法，辅以必要的简介和点评，以最大努力保持史料的可靠性及其原始面貌。需要说明的是，专题之间文件有重合之处，为保持各专题内容的完整性，予以保留。而作为标题的文件名基本依据所藏机构制作的目录，大多采用现代日文，部分文件没有明确文件名，则由编者按其内容提炼命名。本丛编全体成员希望在今后继续推动中日合作，和所有方家与读者一道，共同推进下一步的史料译介与利用工作。 丛编结构与专题内容概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时也确立了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开始了对清、韩及琉球等东亚邻国的征战。明治政权首先提出“征韩论”， 继而于1874 年发兵侵略台湾，其后每五至十年就要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由于国内政治的演变以及持续的战争推动，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本丛编所发掘整理的有关政治体制建构、军事战略制定、社会经济动员、思想文化控制诸多领域的史料，正是其战争决策的多方面表现。其中，政治形态与国家体制建构，是对外战争决策的动力因素；军事战略的制定，是其战争行动展开的依据；社会经济动员，是支撑战争的人力与物力基础；思想文化教育的管控，是推进战争的精神支柱。战前与战时日本在此四大领域的相关资料，是军国日本加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战争轨迹与灾难记录，值得认真梳理研究。 本丛编第一编汇集了政治外交方面的史料，以考察近代日本对外战争决策的动力，即其政治形态与国家体制结构问题，分为如下4 个专题。 专题一，《侵华战争指导体制及方针》。该专题辑录了明治后期到昭和前期有关日本军政关系及战争决策与战争指导方针等的96 份文件。主要编者为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纈厚教授，他的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及军政关系的研究具有前沿性与代表性，已有多部著作在大陆出版。 专题二，《战争体制的确立与演变》。北京师范大学杨宁一教授是国内资深的日本史专家，专攻近现代日本政体、法西斯体制问题，担纲这一专题。此专题共收录、整理120 份日本文件，按时序和史实变迁划分五个时段。史料来源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及日本的大学、相关研究机构。该专题主题与前一专题所涉决策机制问题可以相互映衬、补充。 专题三，《外交》。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长期研究日本侵华政策问题，其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展承担本专题编纂工作，该专题共辑录124 份文件，分为三个部分：“日本侵华外交的总体方针与政策”（35 份文件），“对华‘和平工作’的方针与政策”（43 份文件），“扶植伪政权的方针与政策”（45 份文件）， 以此揭示出战前与战时日本以其特殊的外交决策为其政略与战略服务，全面配合了日军侵华战争的发动与推进过程这一事实。专题四，《战后审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教授是国内率先研究东京审判问题的学者之一，本次带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周志国老师主编《战后审理》专题。此专题依据东京审判的速记录、判决书等第一手资料，发掘其中有关日本军政高层的决策情况。东京审判所留下的日本侵略罪行资料庞大，现今学界已有初步的整理和运用。本专题所收史料是其中关于高层决策的部分，可以为其他专题所涉政治、军事、外交内容提供互证与补充。 本丛编第二编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战略相关史料，大部分为战时机密文件，日方战败投降时曾努力加以销毁。该部分史料的搜集、整理得到日方专家大力协助，并有日方专家直接担纲编纂，针对战后犹存的各类档案史料和日本学界的史料成果，共发掘整理出了如下七个专题。 专题一，《战争的发动及其战略（太平洋战争前）》，由辽宁师范大学郭鑫、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北京大学徐勇选编。资料所涉，自1868 年明治维新建立“御亲兵”始，包括日本确立军国主义体制，组建对外扩张“外征”性“皇军”等进程。重点介绍在1907 年《国防方针》、1936 年《国策基准》等战争方案引导下，日本发动对外系列战争的决策性文案，努力还原日本军政高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于所谓“百年战争”（日本右翼林房雄用语）的战略指导与军事、军队发展的历史。 专题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对华战略与谋略》。日本著名史学家、新潟大学前文学部长芳井研一教授以大本营战争指导班的《机密作战日志》以及《田中新一业务日志》《真田穣一郎日志》等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梳理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泥沼化与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在逻辑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的战争指导与作战方针变化，以及宫中集团与停战之关系等诸多全局性重大问题的史料，极富研究价值。 专题三，《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本丛编原则上不收集战役战斗个案史料，但考虑到平型关之战和台儿庄会战所受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关注与讨论，且其具备相对集中的史料基础，特邀请冈山大学教授、旅日华人学者姜克实收集整理这两个战例的史料。姜克实教授在史料的点评之中，就作战伤亡人数统计等中日两方的异见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描述，值得读者结合两方学界的研究，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专题四，《战略大轰炸》。为日本对重庆等中国内地的无差别战略大轰炸史料，由日本著名军事史专家前田哲男和日本资深律师一濑敬一郎共同搜集整理。分为日军战略轰炸决策、日军空袭部队战斗详报两大部分。前田先生从“空中的战争”这一新视角，充分发掘、整理了日军对中国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核心史料；一濑先生发掘日军战斗详报，直接展示了日军轰炸记录的种类、保有状况、弹着图、轰炸目标等。本专题史料所揭示的侵华日军施行无差别大轰炸的史实，包括其在不同时期所决策的“要地轰炸”“政战略轰炸”“盐遮断轰炸”等战术战略企图，极富有研究价值。 专题五，《化学武器作战》。为已故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专家步平历年收集整理的日方珍稀史料，由辽宁师范大学郭鑫协助编辑。本专题分为日本化学战责任的国际审判缺失、日本军队的化学战准备、日本侵华部队实施的化学战、化学武器在战后的危害与处理、追究日本的化学战责任与历史认识等五部分，编者还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统计数据。本专题资料是为深入研究侵华日军背离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珍稀史料。 专题六，《生物武器作战》。该专题是关于细菌战问题的珍稀史料，由日本该问题著名专家近藤昭二、旅日华人学者王选等搜集并整理，资料来源包括日本所藏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档案，2007 年1 月纳粹战争罪行跨机构工作组（IWG）公布的10 万页日本战争犯罪档案资料，还有众所关注的细菌部队人体实验的报告。同时，本专题对战后盟军的调查、美苏两国的博弈、美军接收的细菌战资料的下落以及日本国内731 部队、细菌战资料追索新动向等问题，做了资料性的系统介绍。 专题七，《兵要地志测绘》。该专题由日本军用地图研究专家牛越国昭在其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揭示了明治维新至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有计划、有预谋地绘制秘密军用地图的进程。日军的秘密军事测绘活动，对其战争的发动与推进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显示了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计划性与战争目标的明确。该类资料为罕见的珍稀史料，可以为军事、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研究提供参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丛编第三编为殖民经济方面的史料。日本对华经济侵略问题广受关注，近二三十年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也有一批资料整理成果公布，但是总体上资料工作薄弱，从而对其政策方面的宏观综合性研究歧见较多。本编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含所属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网络资料）、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等机构保存资料中，发掘整理了战时日本发行的各类殖民地统计年报、台湾总督府出版物、企划院出版物、兴亚院出版物、大东亚省出版物、关东都督府及伪满洲国国务院出版物等，以及岸信介、贺屋兴宣、荒木贞夫、宇垣一成、鲇川义介、高桥龟吉、有末精三等战时负责经济决策的实权官僚及军人的资料，编纂出农业、货币金融、工商业三个专题。相信这批史料的公开，对认识和分析战前日本高层的决策思维及决策过程，能够发挥重要参考作用，并带动各方面史料工作进一步展开。 专题一，《农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会芳编纂。编者所指“殖民农业”，为包括农、林、牧、渔各业在内的现代概念。专题所收资料，主要为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数字文献和在京一些主要图书馆的典藏，有手写，有铅印，还有油印，大部分资料封面都盖有“密”或“机密”印章，于此可知该方面资料的珍稀性。 专题二，《货币金融》，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凤华编纂。该专题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建立殖民性质的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并与日元挂钩，进而通过出资、聘任顾问、签订备忘录、相互存款等方式控制各伪政权下属银行，完成对占领地的物资掠夺和经济的控制。该专题所发掘出的大批战时日本珍稀文件，填补了国内史料空阙。 专题三，《工商业》，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宋芳芳编纂。战时日本在工商领域的侵略与掠夺政策与规划，执行的是经济决策机构如兴亚院、大东亚省等，但实权掌控在日本军部。其决策依据是其在中国东北、华北及华中、华南各占领区的不同的利益需求，具有“分而治之”的地域性特征。工商领域的殖民掠夺，是日本侵华经济掠夺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丛编第四编为社会文化方面的史料。日本军国主义军政高层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全方位、多层面、以法西斯战时体制举国动员的侵略战争。对于这场侵华战争及其决策的研究，自然要包括思想、文化、教育多个层面。本编着重收集整理日本军政决策机关如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大政翼赞会等机构团体的有关决议、命令、通知、报告、宣传手册以及行动纲领、指导方针、法律政策、实施方案计划等文件。包括如下三个专题。 专题一，《思想战与文化宣传》，由北京大学唐利国副教授编纂。以日本军政当局提出的“思想战”战略构想为主题，辑录报刊宣传、讲习研讨等社会文化活动诸领域的文件资料，揭示日本当局开展对华思想战、宣传战的决策情况、指导思想、实施方针和具体措施。 专题二，《战争社会动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研究员编纂。日本军政当局进行战时体制下国民动员的决策文件，大体包括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及日常生活动员三个部分。总之，日本的战时国民动员强制男女老少及一切物力投入战争，把全日本变成一部统一运转的对外侵略战争机器。 专题三，《占领区的殖民教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志民编纂。日本军国主义在其占领地区，为了培养“顺民”“良民”以服从其殖民统治，实施了包括常规、职业以及选拔留学、强制规定日语作为必修课等诸多决策和政策措施。本专题收录了日本这方面的史料。 本丛编上述4 个领域的17 个专题史料，数量庞大、来之不易，且许多为珍稀史料，若非中日学者携手合作，这样的史料工程绝难完成。 日本军政高层决策特征的分析与归纳 本丛编的工作目标是汇集近代日本战争决策类史料。随着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的展开，我们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好战性及其决策的集团性、渐进性与持续性等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并深感相关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日本对外战争与中华民族举国抗战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每五至十年就要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右翼学者自傲地称之为“百年战争”。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对其战争历史曾有过深度反省。进至辛亥革命爆发、1920 年北伐革命前后，日本军政高层制定有一系列公开的对华政策方针，决定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的必然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6 年日本军政高层对第三次修订的《国防方针》，广田内阁 “五相会议”制定的《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等战略规划，正式确立了北、南并进的对外扩张总方针：“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并辅之以日军按年度制定的对华与对华北的作战计划。据此，日军渐进而持续地展开了侵吞华北而至全中国的战争。 其间，不可忽略的是作为日军攻击目标的中国在日军假想敌名单中的序位或实际地位问题。在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就大力宣传所谓“对苏作战”， 以掩蔽其在华北各地的扩张。战后日本学界特别是右翼学者以“主要假想敌”以及“日苏先战”等问题展开讨论，继续强调日本注意的是苏军，并没有和中国大战的战争计划。近些年“下克上”论、“参谋支配”或“参谋制国”论流行于日本，在海峡两岸亦有相当影响力。 直接参与1920 年代《国防方针》修订的畑俊六战后回忆道：“对多国作战，有针对俄中、美中、美英等场合的考案。”畑俊六此论指出了日本在任何方向的作战，都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毋庸置疑，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方多个文件曾将中国放在苏、美之后，列为假想敌的第三位。但是从本质上说，日本的对苏作战并非绝对优先于对华作战，而且对苏作战也必然要求稳妥控制中国东北战略基地。综合考察日军历年作战计划，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军整个对外兵力部署重心与主要作战方向多为中国关内各地。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吞华北与中国内地的战争计划更为明确，例如1936 年日军制定的1937 年度（1936 年9月以后的一年间）作战计划，规定其用兵华北（含）以南的日军，由前年度的9 个师团增加到14 个师团，约占其对外用兵的三分之二。 最关键是要从战争目标与战略总方向上做出分析与判断。日本自日俄战后的对苏战争目标，是以防备苏俄军攻击为第一目的，以扩占苏俄远东领土为第二目的，总体上可谓备战型目标；而其侵华战争规划是以侵占东北、华北广阔领土，进而征服全中国为目标，这是明显的征服型目标。日本对苏战略的备战性质与侵华战略的攻击性质，具有显而易见的区别。所以，观察日军战争计划的假想敌序位问题，需要全局、全程地考察其对外扩张战略决策目标，绝不能以其表面序位为准。 鉴于二战时期东方战场与欧洲战场的紧密关联以及军国日本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者不妨对比一下日本侵华作战计划与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战争计划，例如前文提到的海狮计划、巴巴罗萨计划。从理论上不能排除日本高层制定的针对中国的该类战争计划的存在，但是迄今为止研究界尚未发现日本高层直接下达命令、要在某个时刻全面展开行动的文件。首先，必须考虑到由于盟军未能及时登陆日本本土，日本在战败之际得以焚毁大批核心机密文件，因此，绝不能说日本没有制定过类似作战计划，更不能说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发动此类作战的意愿。其次，东亚的地缘实况决定了日本不可能以岛国之兵一役而实现征服大陆中国之梦。岛国日军必须不断寻找机缘，不断累积局地优势而改善大陆战局。换言之，军国日本需要以蛇吞象的渐进方式，持续完成对分裂而贫弱之大陆中国的征服计划。 历经三次修订的《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以及《国策基准》、历年作战计划，已经构成一整套数量庞大、部署清晰的战争规划文案体系。它们既有从宏观全局角度，也有从局部区域着眼；既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有周密的行动细节规定；既有方向性的兵力部署，也有具体的城市交通线的控制。其战争步骤，即攻击台湾、吞并琉球、合并朝鲜，逐步渐进为全面深入中国广阔内地。这部战争指导史，充分显示了战时与战前日本高层集团的好战性，而规划决策的集团性、渐进性与持续性为其战争决策的根本特征。 这种好战性及决策特征发端于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确定以“富国强兵”政策推动“殖产兴业”等近代化需求，在效法欧美政治法律制度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同时，全力发展可以用兵于海外的扩张型军事力量。 体制上，军政与军令分离的二元结构，以及完整而周密的统帅权独立制、军令帷幄上奏制、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等诸项军政制度，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武家政治这一传统形态，构建了独特的军政关系，保障了军阀集团控制国家权力中枢，即日本学者所说的掌握了国家“权力核”。 20 世纪20 年代的大正民主运动，及国际非战裁军潮流，也没能阻挡军阀势力掌控国家内外大政方针的步伐，军部专权的总体战体制确立起来。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日本的军阀政治明朗化。终于，经过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军部完全战胜政党，控制了社会政治，结束了“二重政府”局面，达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一元化政治的完全确立，即军部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一。 研究“皇军”在国家军政大局中的地位，还要考察皇室与军队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部应对天皇负责，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而从某种意义上看，日皇也是皇军之一员。日皇裕仁8 岁之前被寄养于海军中将川村纯一家中长达4 年多。裕仁8 岁进入学习院初等科学习，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担任该院院长并直接负责裕仁的教育。裕仁12 岁从学习院毕业进入御学问所学习，该学问所总裁是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东乡元帅对皇太子教育的重点也在于把他培养为一个军人”。裕仁12 岁成为太子，并任陆海军少尉军官，14 岁晋升为中尉军官。如此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日皇生活的军事化，目的在于“通过天皇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而使整个日本军国主义化”。裕仁之外，战前皇室所有男子都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这展现了军权与皇权之浑然一体，也显示了军权对天皇政治的强大作用力或曰支配力。 日皇在国家中实际权力大小的问题，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名义上直辖于日皇的陆海军，实际上突破了诸多法规，在政治上无所约束，成为国家权力运作的中心。在天皇权威神圣光环的掩护下，军部成了明治宪政的“权力核”。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非纯粹的军国主义国家，而是应该称之为超军国主义的极权主义。传统的军人贵族的大多数成了对希特勒展开抵抗运动的中心。”与之相对，对于近代日本国家体制的性质，他的表述是：“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这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比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 继承了武士道的明治“皇军”，经由装配近代兵器而担负对内“镇守”职能，然后转变为以“外征”侵略为首要任务的野蛮战争机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最终失败、覆灭。借用户部良一的结论，“在近代化和发展中的非合理性与狂热主义的泛滥，这也可以说是在日本军队中发生的悖论”。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留下了永远的灾难记忆，但在学术的史实清理的基础上，可以让记忆发挥新的健康的、和平的作用，为此，学人要义无反顾地探寻并揭示历史真相，并以促进东亚地区历史和解为使命。我们希望，对于战前与战时日本的国家战争体制及其战略决策战争政策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能够更扎实地为此做一点儿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