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思想运动的文艺复兴是从重视知识开始的，这与中世纪将信仰奉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人生目的恰成对照。被尊为“人文主义者之父”的彼特拉克在1362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无论是劝人为善的主张，还是生命苦短的哀叹，都不应使我们离开学问；因为在一颗善良的心灵里，它可以激发对美德的爱，驱除或至少缓解对死亡的恐惧。[1]
彼特拉克尚不敢完全同宗教决裂，因此在信中他承认通往“幸福”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无知”的“虔诚”之路，它可能安全平坦，但却会助长懒惰；其二是“明智的虔诚”（the enlightened devoutness）之路。两条路虽然都能达到共同的目的，但前者缓慢、昏暗，后者欢快、明朗；前者为“低”路，后者为“高”路。这里，彼特拉克已决定性地将知识推向人生的前台。
稍后的人文义者彼得·保罗·维吉里奥（Peter Paul Vergerio， 1370-1444）开始更广义地界定“人文科学”，并将它同教育联系起来，从而导致学校课程与学制的变革。在其论著《论人文科学》中，他对中世纪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大加挞伐。在其给卡拉斯家族的鸟伯提勒斯的信中，维吉里奥明确提出父母对子女的三大职责：第一是给孩子取一个“他们不必为之害羞”的好名字；第二是让孩子在一个“优秀的城市”里长大；第三就是让他们“受到良好的知识薰陶。”[2] 其实，第二条是为第三条服务的，也就是说，除名字以外，知识便是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条件。维吉里奥所谓的知识包括历史、道德哲学与雄辩术。他认为，判断力、辩术与忠诚乃是自由人格的根本特征。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知识的高度与普遍重视从房龙的生动描述中可见一斑：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行、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着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个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3]
这里我们更关心的不是人文主义者对知识如何重视，而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知识的交流方式。一般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充满迷信和权威崇拜，中世纪的个人匍匐于上帝和教会脚下；文艺复兴时期则不同，人文主义者的个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彼特拉克自己就曾写下“我不想变成上帝”的豪言壮语。
恩格斯对于这一时期人才辈出的巨人景象也曾热情讴歌：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但不应忘记，人文主义者首先是好古者、崇古者。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终日忙碌于发掘地下古董与搜索修道院里的残宗破卷。他们把西塞罗、塔西陀、卢克莱修以及其他拉丁作家的作品一篇篇拼集起来。1453年前后他们还通过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收集古希腊手稿。事实上，到1500年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全部古希腊作品，差不多都已到达西方。为了保存、编纂和研究这些古典作品，人文主义者推动了现代图书馆的建立。柯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起了三座图书馆，并专门雇佣了45名抄写员。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的梵蒂冈图书馆就是在这时建立的[4]。
当然，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推崇可能如一些论者所言，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教会统治及其播撒的迷信与愚昧--如此强大，如此无孔不入，他们不得不有所依托，不得不“托古改制”。但若以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都是自觉地在为某种全新的理想而奋斗，那就高估他们了。
任何社会思想运动都不可能像诗人的灵感那样突如其来。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的怀抱里一天天成长壮大的，人文主义者不是天外来客。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不重视科学（达·芬奇及另外少数几个人除外），这一时期依然充满迷信，如占星术便大行其道。因此，罗素对人文主义者的一个评价是基本可信的：
他们当中不少的人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一样崇敬权威，不过他们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这自然是向解放前进了一步，因为古代人彼此见解分歧，要决定信奉哪一家需要有个人判断。但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中间，恐怕没几个敢持有从古代，从教会教义都找不出根据的意见。[5]
人文主义者同教会的妥协便是明证。上文曾提到彼特拉克给友人博卡西奥的一封信，信中彼特拉克意在强调求知的重要，但却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它们在“虔诚”的引导下都可以通向“幸福”，只不过前者更便利而矣。
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才多艺的“巨人”的典型代表。但在他去世前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迫近，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圣经》中的教义[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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