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胡华治史特点的成因
胡华治史的这些鲜明特点和优点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以为，第一，他是在长期革命实践、教学与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年仅17岁的高中一年级肄业的学生。1938年11月他到达延安后，在陕北公学学习9个月就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 除了短期从事工农大众的基层实际工作外，长期是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工作的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到：只有依据丰富的真实的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具体的分析，敢讲真话，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写出有影响的论著。空发议论，单纯堆砌史料，或者随风转舵，信口开河，都是有损历史教师形象的。史料、史观、史德可以说是他从总结自己长期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成为一个史学家的三大法宝。
第二，他是向革命先辈、史学先驱学习得来的。他认真学习过马列主要原著和《鲁迅全集》，熟读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论著。他在吴玉章校长身边当18年助手。正如他所说：“吴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的亲切指点和对党史的回忆，使我深受教益。他对马列经典和对中国典籍的谙熟，他对往事的清晰的记忆力，使我惊叹不已。他对中国历史和党史的热爱，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11〕他特别赞赏吴老自谦的一句口头禅：“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枚皋和司马相如都是汉武帝时候的著名文人，各有不同特点：枚皋写文既快且多；司马虽工文词，但成文较为迟慢。吴老能终生坚持不懈，经常研读马列著作，始终热爱脑力劳动，一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所以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尤其是吴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底），敢于顶住康生之流的莫大压力，挺身而出，保护郭影秋副校长，斩钉截铁地说：“诬蔑他是反革命的人（指康生等人--引者注）才是反革命！他们在反革命！”“我为人一生就讲老实，毛主席相信我，就因为我老实。我早将个人名利生死置之度外。”〔12〕吴老在最后岁月这种正直无畏、仗义执言的英勇气概，更是感人至深，堪称楷模！胡华还十分景仰史学界泰斗范文澜的活学精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认为：“范老这两句活学格言，可以作为我们效法和共同勉励的座右铭。”〔13〕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何干之教授是胡华在陕北公学学习时的老师，也是我在华北大学当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又是几十年休戚与共、患难相随的师友。干之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奋笔写作，勤恳教学，“用笔与口与敌人作战”，不畏压力、不随风倒，敢于在1958年以后批评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至1969年在备受折磨与摧残之后猝发心肌梗塞而离开人世。何干之“始终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他毕生辛勤、坚贞献身党史教研事业的精神给予了胡华以重大的影响。长期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教授也给胡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尚钺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临刑不屈、死里逃生的坚毅的革命者，在史学研究中孜孜不倦、勇于创新，屡次发表许多独到见解，尽管屡遭批判和迫害，依然不怕艰险，不屈不挠，精神抖擞，奋斗到1982年80高龄而终。胡华在悼念文章中对尚公的革命精神和治学精神深表敬意。
第三，他是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国自5000年前黄帝时已有史官仓颉、沮涌，距今约3700年前的商朝已开始有文字可稽的历史。历代史书浩繁，史家迭起，史学理论深远流长。尤其是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史学的新纪元，它既是有大量史实为依据的信史，又是有作者独立分析和生动叙述的力作和珍品。它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胡华熟读《史记》，多次强调写党史人物传要借鉴《史记》的长处。他说：“司马迁写《史记》，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写历史人物传记，则人物、事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文章的每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资料来源。”“中国史学家有提倡‘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叫做‘史德’。司马迁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把失败的英雄项羽列入本纪，也不隐瞒汉高祖作风上的一些不好情况（金钱、财物、美人），这都作为后人写史的道德标准。”“《史记》的文章既精炼也生动，这是作者对文章精益求精、刻苦加工的结果。”〔14〕《史记》所集成并开创的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后人更加从史学理论上进行提炼。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论；所谓史才指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史学指考察问题时所需要的各个学科的学问，史识指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刘知几还主张“书法直笔论”，把“直书”、“实录”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清朝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反对“务考索”、“腾空言”，强调“史学所以经世”，治史在于“明道”，认为史事、史义，史文为史学三要素。史事即历史事实、材料，史义即历史理论、观点、史文即写史文笔、文采。他还力主“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意即心术不正之人，不能治史。胡华在吸收我国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应该做到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要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谱写春秋，自然要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钻得更深，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纪念胡华教授逝世十周年，就要发扬他的治史特点和优点，大力把党史科学推向前进！
注释：
〔1〕〔2〕〔3〕〔4〕〔5〕〔6〕〔7〕〔8〕〔9〕〔13〕〔14 〕《胡华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第137页、第303页、第304～305页、第259页、第9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101～102页、第195页、第275～27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
〔11〕胡华著《热爱党史坚持阵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学人谈治学》，第360页。
〔12〕《吴玉章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第451～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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