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在将近70年的漫长而辉煌的治学道路上，留下一段“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的深刻的足迹，记录了白先生在史学领域努力摸索前进、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开拓、逐渐完善自己的史学思想的过程，同时反映出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新史学的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基本上包括总结史学成果、探索规律、创设中国史学史学科、丰富史学理论和发展新史学等重要内容，其间不存在截然分开的界限或阶段，而是显现对史学领域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思维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全过程的轨迹。
跟踪白先生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发展的脉络，总结他的史学思想精粹，有助于了解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以至社会和历史的前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史学漫谈
在中国史学史没有形成为一门科学以前，白先生就曾对史学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发表过诸多见解和论述，为揭示规律和创设学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项工作，就是史学漫谈的具体内容，包括总结史学遗产、继承优良传统、开展历史教育和初探史学发展规律等。
（一）总结史学成果，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
这项内容的漫谈，可以远溯到20年代。当时白先生发表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组成各种专史，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文章反对旧文化的思想十分明确，重视整理国故的态度也显而易见。30年代，白先生编写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时，就已开始对通史、 对划分历史时期和寻找时代特点及对史学史研究工作产生兴趣。 40年代，他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试图对史学遗产进行总结工作，但当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1 〕此时首次公开发表关于史学史问题的讲演《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它对当时及后来的史学研究工作都是重要的。首先，能把我国史书编纂上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论述加以总结，在史学家并不一定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年代里，尤为可贵。其次，在总结三种史书体裁时，通过比较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突出于那些认为三者之间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是固定不变的一般看法，其开拓性意义十分明显。第三，论述历史体裁的四个演变时期，能破其原有风格，另立新意。第四，指出了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点，即：“以前的历史是以各方面的权势者为内容，并且是写给权势者或权势的附属者看的”，“现在将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2 〕同期发表的短文《〈文讯〉复刊词》和《写在〈文讯〉卷首》也体现了白先生早期的史学思想：前者提出希望“史学家和文学家联合起来，以史学的方法取得正确的材料和系统的知识， 而由文学家的一支笔宣布给大众”〔3〕，是关于历史文学的想法；后者谈及名著提要时，“希望它不仅是一种解题，同时更应该是能够说出这部名著对于后来以至于最近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代学术上所占有的地位”〔4〕， 表明当时已不满足于解题式介绍历史名著，并开始考虑史学的社会影响问题，向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白先生又撰写了《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和《评范本〈中国通史简编〉》。前者指出全书没有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把考据方法等同于史学，因此不是一部中国史学史，而是史书源流或史家小传。后者赞扬范本的立体写作方法，称是近年史部撰述中的一部大书，还就取材、作法和内容表示了意见，特别是认为把封建制度分为三期，“不只在划分的时间上有问题，在特质的理解上也有问题”〔5〕，以及缺少近半百年史而未能表现书的更大特色。 从这一时期的论述看，白先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试图对史学成果进行总结，为后来的深入探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解放后，白先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问题，史学思想开始飞跃。60年代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其中正式提出总结史学遗产问题的是《谈史学遗产》。它明确提出“研究史学遗产在于理解史学跟现实斗争的关系，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并从史学已有成果中吸取思想资料”〔6〕。 它的姊妹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也指出：“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7 〕两篇论文把在继承中改造史学以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为总结史学遗产的宗旨，提出要看到史学成果中的精华和糟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对糟粕善于利用，化腐朽为神奇；不仅从历史条件上对它们批判，还要进一步从当前革命需要上去分析它们的作用，从而为评价史学成果确立了一条全面、辩证的原则。进而提出“七个花圃”，作为史学遗产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初步设计出总结史学成果的总体框架，为继承我国史学优良的传统指明了应循的道路。此后，白先生在短短的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按照总体框架努力进行探索。其中有阐述继承史学遗产意义的《刘知几论史学继承》；研究史学思想和理论的《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司马迁与班固》、《〈后汉书·西域传·论〉书后》及《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等；评价史料搜集和历史编纂工作的《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评述历史名著的《〈国语〉散论》、《读〈三国志〉札记》、《司马迁两题》以及传述史事作用的《颂·鉴·博物》。应该强调的是《寓论断于序事》，它同《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起，被白先生称作“比较能反映我当时思想情况”的三篇文章。它从史学史的角度介绍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但从思想上是针对当时以空谈代替历史的“左”倾风气的。与此有关的还有：发掘写史真实的责任感、史著的长期积累而成和史学的广阔基础等三种优良传统的《漫谈史学传统三事》；反对说废话、滥调、不必要的润色等不良学风的《刘知几论文风》和主张内容翔实、详赡的《史文烦简》等。这些论文都构成史学漫谈的重要内容，为创造宏大深湛的新史学规模提供了条件，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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