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一定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是比较先进的社会经济力量，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对于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鼓励它的经营积极性，扶助其发展。这样做，对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税收和公积金），扩大商品流转，维持劳动就业，培养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都起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民族工商业毕竟是以剥削工人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有着损人利己的本质和生产经营的盲目性。这就必须在利用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它的消极作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一部分投机资本家曾经掀起4次物价猛涨，同国营经济争夺市场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是加强金融管理，取缔金银外币的投机买卖，巩固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二是采取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加强市场管理，严禁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三是控制主要商品，统一调度和适时抛售，用经济手段斗垮投机资本；四是紧缩货币投放，加强税务管理，对通货膨胀实行釜底抽薪。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上制止了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连续12年恶性通货膨胀，确立了国营经济对市场的领导权，随后，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加上1950年冬天开展了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活动，以及随着土地改革的逐步完成，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产值和营业额也有了增长。
但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并不满足于正当的合法利润，尤其是在国家加大基本建设投资，抗美缓朝前线急需大量工业品的情况下，他们利用同国家机关和国营经济在业务上的联系，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下，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沾染上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习。如果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干部队伍就会被腐蚀瓦解，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就会被破坏，人民政权就会被动摇。因此，党中央决定从1951年11月起，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务必“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2）同时指出在运动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13）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仍然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当资本家的大量不法行为被揭露出来，一部分干部产生了主张马上消灭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以后，毛泽东及时指出，即使在资产阶级发动“五毒”进攻的时候，除了极少数违法犯罪活动非常严重的人已经成为敌我矛盾外，一般的仍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后期，党和政府及时结束了这场斗争，并且广泛召开工商界代表会议，改组同业公会，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帮助民主建国会进行整顿，对民族资产阶级加强爱国守法教育，进一步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保证合法利润，继续团结他们一道发展生产。这样做的好处，正如党中央所说的：“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14）
上述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取得的成效，归根到底，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的客观经济规律。与此相反，在三大改造后，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急于变革生产关系，过早地过于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把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追求清一色的公有制，却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屡遭挫折。实践证明，生产关系是否优越，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从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和存在多层次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恢复和适当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及“三资”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一个切合国情的极其明智的决策，不但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而对发展生产、方便生活、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当然，非公有制经济也存在某些消极因素，应当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15-18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2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3、292页。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18页。
⑧⑨⑩（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20、42、44页。
（12）（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1、149页。
（14）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195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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