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释古派的评价
1936年，冯友兰对“释古”在史学上的意义作了中肯的评价。认为在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史学趋势中，“释古”一种，应是史学的真正目的，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但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他对释古派也提出了批评，指出当时属于释古的史学有两个缺陷：“第一种是：现在属于此派之史学家，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第二种缺陷是：现在属于释古一派之史学家，往往谈理论太多”。认为讲历史，“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冯序》。现在不了解史学史的人，有的把社会史论战时期的政治色彩大于学术探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头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下面我们不妨多引用当时人的评述，这些人在当时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样或许对全面认识这个问题更有利些。）
1935年，嵇文甫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写的序，对那些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之史的研究，在短短六七年间，约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概说时期，第二是论战时期，第三是搜讨时期。对这一分法，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表示赞同，说“这话大致是正确的”。嵇文甫说：“中国学者首先发表社会史研究著作的是陶希圣先生和熊得山先生。陶先生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及熊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可算是这时期最大的产品”。论战时期，先有‘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对立，后有《读书杂志》四个专号下的混战。战兴最浓、风头最健的脚色，先有朱其华和严灵峰先生，后有李季先生，其他若胡秋原、王礼锡、王宜昌……诸位战士，也都是常显身手的”。这一时期，“嬉笑怒骂之辞多，真讲理论的却甚少”。搜讨时期：“一场混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返回头来，从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面下功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先生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社会作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驽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研究·嵇序》。）
张绍良对社会史论战的评述与嵇文甫基本相同，他也分作三个时期，即一、概论时期，二、论战时期，三、探讨时期。在第一个阶段，“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虽已汇集成书，在量一方面，是丰厚些，而内容的质，依然是很穷乏的。至其见解的失当，则更是另一回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方法上，虽无可非议，但内容上，依然没有作到精确”。张氏对“论战时期”的学风也有批评：“论战的文章固多根据学理而作理智的论争的，然亦有不少是囿于门户之见而一味漫骂的”。（注：张绍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
周予同对郭沫若在释古派的产生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文里所谈的治学方法，“实是释古派之坦白的宣言”。对陶希圣的作用也有评述，称他著作多，产量相当丰富，但又指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所指责，而且陶氏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所以更予人们以指责的机会”。（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顾颉刚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这样的评价：“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当代中国史学》第100页。 ）他对陶希圣也有较高的评价，认为“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注：《当代中国史学》第107页。）
齐思和在肯定了郭沫若、陶希圣对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之后，还高度评价了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的著作。他说：“陶、郭二氏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
以上引文是我们通过论文目录查到的当时人对“释古派”评价的基本材料。文章作者如嵇文甫、张绍良、周予同、顾颉刚、齐思和等人在当时都是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在史学界有较高的威望，所以我们在此不惮其烦地大量引用他们的评价文字，目的在于客观、全面地反映当时人的观点。这对于澄清当前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或许是有意义的。上述作者在那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因此，把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战时史学”是不能成立的。这几位老史学家，虽然当时并不懂何谓历史主义，但他们研究史学的平实、公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学习的。
金灿然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最大特点，便是参加的诸位先生都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命，这便表示了，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已占了统治的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已显得暗淡无光，失却了活力”。他对社会史论战之促进史学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这场论战的功劳却也不可轻视，而且没有这场论战，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初步成绩”。
对释古派批评严厉的是钱穆。钱氏主张历史研究要“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而革新派则喜为全面的、通古的研究。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他对革新派是赞同的。但他对现实中的革新派都不满，特别是对“经济革命论派”（即社会经济史研究），他的心情更为沉痛，说：“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注：《国史大纲·引论》。）
周予同认为钱穆对于社会史研究当中出现的弊端的批评虽有合理之处，但却无视释古派的进步，说钱氏对“经济革命论派”的担心，是“未免过虑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