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本人也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的发现过程中，增强了对郑和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并决心继续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从此，他开始大规模搜集郑和下西洋资料，上图书馆抄录具体文献，下各地调查文物遗迹，托友人注意有关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在1936年春探访南京静海寺时，又从该寺西侧厨房壁间发现一块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残碑。该碑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所乘的船舶分别有二千料海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和八橹船，为它碑以及其它文献所未载。日寇占领南京时，该碑遭毁于战火，幸有先生在当时对碑文及时拓片，从而保存下这一珍贵的石刻材料。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先生于4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了《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初版，台湾胜利出版公司1979年再版）与《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两部专著。《郑和》是一部研究专著，书中对郑和出使经过、目的、海外航行情况、使团成员组织、出使结果、宝船制造等问题考证极详。《郑和遗事汇编》是在《郑和》一书的基础上，并结合新搜集的资料而写的一部专著，书中对郑和的家世、生平、历次出使西洋的情况、有关郑和遗迹与轶闻介绍详尽。这两部专著的出版，是郑和研究学术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正如黄慧珍、薛金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一文中所指出的：“《郑和》、《郑和遗事汇编》是四十年代郑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二书汇集材料丰富，内容广泛，考证详确，是郑和研究史籍资料、文物遗迹资料的综合，是献给郑和研究者必要的参考书。”
进入80年代时，先生又通过齐鲁书社向学术界推出了他与其哲嗣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分上、中（上）、中（下）、下四册，共190余万字。上册出版于1980年，系统介绍了郑和家世、 生平和时代，郑和使团人力和物力，郑和使团的航海技术等有关郑和本人、郑和使团以及郑和下西洋历史背景方面的历史资料，中册两本出版于1983年，系统地介绍了郑和时代海外各国的概况，郑和出使经过，郑和出使对中外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历史资料；下册出版于1989年，系统介绍了郑和在海内外的遗迹、文献，以及后世评价郑和下西洋方面的历史资料。这部书将各种散见的文献材料和实物史料，分类整理成为一部最系统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工具书，极便于研究者的查阅引用。可以说，这部书是先生50年从事郑和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他贡献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该书出版后，被人们誉为是一个世纪以来郑和研究资料的“小百科”。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表明，先生是国内外研究郑和最有成就的专家。
先生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史料的学者，他非常注意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性。早在1928年，当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和军民的事件发生后，先生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对明朝初期倭寇侵扰中国及其中日交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以史学家的卓异眼识，及时向人们提醒中日关系问题；先生又针对英国殖民者侵占中缅边界上的江心坡的事件，先后发表《江心坡与国防》和《江心坡问题》两篇文章，从历史文献角度阐述了江心坡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先生还专门发表过《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的论文，强调历史知识对于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就是被先生“牵挂”50年的郑和研究，他的每一部有关著作的问世也带有经世致用的特点。《郑和》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当时写作和出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激励国民，抗日救亡，以历史上伟人之功业，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得到力量。”而《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问世，又为对外开放时代的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毫无疑问，先生对学术的经世致用性的重视，源自于他的深深的爱国之情。正象他早年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四壁图书中有我，我以著述献中华。”
1996年4月20日，是先生逝世7周年的忌辰，作为一名弟子，我谨以此文表示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和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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