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用新史料和开拓新领域的直接先导
钱大昕考史不限于文献范围，而是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引用大量金石文字与史籍相印证，扩大了史料范围，使他考史的视野更开阔，成果超过前人，而且因此开创了近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先河。钱氏生平又对《元史》领域下功夫最大，成就卓著，成为晚清和二十世纪蔚成大国的元史、蒙古史研究风气之直接先导。这两项合起来，构成钱大昕对本世纪新考证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
著名学者王鸣盛十分赞许钱大昕在金石文字上搜求既博且精，运用在考史上成就特出。王氏认为，中古时代学者已开始注重考释金石。“专著为一书者，自欧阳修始，此后著录甚多。论其完备者凡六家。自欧阳外，则赵氏明诚，都氏穆、赵氏崡，顾氏炎武，王氏澍，斯为具体而以跋入文集者。……朱彝尊始足并列为七焉。最后余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又称钱氏最出色者，“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轶前贤。”（注：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潜研堂全集》第三十册。）王氏的看法很有见地，钱大昕给别人的最大启发，是运用金石文字证史。从学术发展看，王国维把碑刻文字扩大到甲骨文、金文，以之与历史文献互证，便成为在本世纪享有盛誉的“二重证据法。”
譬如，钱氏以碑刻文字考证年代和历史上的称谓。《元史·太祖纪》载乙亥（1275）张致叛于锦州。而钱氏据《史进道神道碑》考证，应为丙子（1276）。《元史·史枢传》、《何实王珣传》所载也为此提供了旁证。再如，钱氏以碑刻考证监本《北史·齐宗室诸王传》改“史君”为“使君”之误。他认为六朝人多称“刺史”为“史君”，举出家藏东魏兴和二年《敬显碑》为证：“额题敬史君，字画分明。高浟为沧、定二州刺史，并在东魏时，《传》称史君，与石刻正合。监本改‘史’为‘使’，所谓少所见多所怪也。”（注：《廿二史考异》卷四十《齐宗室诸王传》。）钱氏还从肯定碑刻文字价值的角度纠正顾炎武的一则证据不足的记载。《新唐书·突厥传》有云：“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其子弟谓之特勒。”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引此条及史传中其他称“特勒”者多处，据以证明《凉国公契苾明碑》及柳公权《神策军碑》名称“特勤”，断定“斯皆书者之误。”钱大昕则认为，碑刻文字对此项的记载实具更高的史料价值，应据以订正史书的误载，“予谓外国语言，华人鲜通其义，史文转写，或失其真。惟石刻出于当时真迹，况《契苾碑》宰相娄师德所撰，公权亦奉敕书，断无讹舛。当据碑订史之误，未可轻訾议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特勤当从石刻”条。）
正因为钱大昕善于以碑刻文字与史籍相参证，故能发掘出很有价值的史料，订补了史书的缺漏。他发现东汉永和年间《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记载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打败北匈奴呼衍王，使边境得保安宁的史实，碑文云：“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北，立德祠以表万世。”钱大昕加了跋语：“按，汉自安帝以后，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转蒲类海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及班勇为长史，破平东师，西域稍通。顺帝阳嘉四年春，呼衍王侵车师后部，敦煌太守率兵掩击于勒山，汉军不利。其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时呼衍之势日张，而岑能以郡兵诛之，克敌全师，纪功勒石，可谓不世之奇绩矣！而汉史不著其事，盖其时朝政多秕，妨功害能者众，而边郡之文簿壅于上闻故也。”钱氏深深地感慨，千载之后，此碑却能历经风霜冰雪、烟尘沙砾，经久不坏，“功虽抑于一时，而名乃彰于后代！”（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指出裴岑为保卫西部边境立了大功，而由于当时朝政多弊，有功者受掩抑，史册上得不到记载，正有赖此碑文，才使这一重要史实得以彰明。再如，南宋末年，原宋将赵祥以邓州叛，乃导致赵范失襄阳。但《宋史》对此讳而不书。《元史·太宗纪》云：“八年，命应州郭胜、均州孛求鲁九经、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对赵祥叛宋始末亦不详载。钱氏在《诸史拾遗》中，乃引姚燧所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的详细材料，予以补述。末云：“所述背宋归元事极分明。汉上五州迁徙事（按，指邓、均、唐、襄、樊五州曾因避兵迁往洛阳及豫西，以后又徙回之事），又可补《地理志》之缺漏。”（注：《诸史拾遗》卷五“元史”。）钱氏极为重视姚燧所撰此碑之史料价值，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祖纪”条，以及《十驾斋养新录》卷九“邓州移复”条也一再引用。
如果说，钱大昕运用金石文字考史，以现存碑刻实物与文献互相参证，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治学的新观念、新思路，那么，他在《元史》这一范围长期辛勤耕耘，发现了大量问题，则是为近代学者开辟了新的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
段玉裁对钱大昕的学术曾有过中肯的评论：“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而研治元史，难度是很大的。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很难理解，人名、地名佶屈难记，常易混淆。元史的基本史料《元朝秘史》、《元典章》连训诂学家都感到棘手，所以对《元史》的考订一向更少有人问津。而《元史》由于修撰时间匆促，错误、缺漏很多。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的当年，明太祖就下令编撰《元史》。第二年，设局第一次修撰，仅用188天便修成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159卷。第二次设局修撰在洪武三年（1370），用143天续修53卷。然后将前后两次合并整理编排，共成210卷。全书的修撰，总共只用331天。正如钱大昕所批评的：“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则有姓而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条。）如此等等，错误百出。钱大昕就选择这一困难的领域深入钻研，抱着求真的目的，对《元史》的错误详加抉摘考证。《廿二史考异》100卷中，《元史考异》占有15卷，为各部正史之冠。他还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在《诸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中还有为数可观的有关元史的条目。
钱大昕对元史的事件、人物活动、地理、氏族、兵制等项都提出许多创见。他指出，《元史·地理志》叙述自唐到元地理的沿革，存在两大错误。第一，唐朝天宝年间曾经一律改州为郡，十余年后又恢复州名。而《元史》中只记载“某地，唐时为某郡”，随意删掉后来又改郡为州的事实。第二，在宋代，每州又附有郡名，郡是虚名，作为王公封爵之用，州才是实际的地方建置。《元史》又误认为州在宋代升为“郡”。由于“明初修史诸臣昧于地理”，几乎“涉笔便误”。（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条。）钱大昕补撰的《元史艺文志》是对元朝一代文献的综合考订整理。他吸收了焦《国史经籍志》、王圻《续父献通考·经籍考》等的研究成果，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有一书两见的，有因书名错字将一书的作者和作序者都看成作者分为两书的；书的作者，有误以宋人为元人、元人为宋人的；有因译音不同而误分为二人的，一概予以纠正。钱大昕作的《元史氏族表》也是一篇名作，此表从起稿到完成，前后历三十年，取材于正史、杂史外，兼及文集、题名录、碑刻和各种史料。这个表，解决了《元史》中同名甚多、无人辨别的难题。因为，元朝任官，一般以蒙古、色目人为正副，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的长官，必须由功臣世家子弟充任。他们虽属不同氏族，但平时只称名，不带姓氏，故史籍中人物同名甚多。钱大昕认为：“非以氏族昕之，读者茫乎莫辨。”所以他汇集了各种史料，凡蒙古、色目有族姓可考的，皆顺序胪列。似异而实同的，加以归并；似同而实异的，则加以厘正；同一族姓之下，每支按世系分列成表，使读者一目了然。后来魏源撰《元史新编》，柯劭忞撰《新元史》，都袭用钱大昕这篇表，成为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钱大昕有大量关于元史的考证成果：有考证《元史》中年代、人名、地名错误的；有考证其官制或史实错误的；有用其他正史、杂史与《元史》互证的；有纠摘《元史》其他严重舛误的。他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元史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晚清及本世纪的一批学者，除魏源、柯劭忞外，还有李文田、洪钧、沈曾植、屠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都闻风而起，长期致力于元史、蒙古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学术史上的新热点。而究其开辟创始之功，则应归功于钱大昕。有关钱大昕考证元史的具体成果，已非本文所能容纳，笔者已另撰有专文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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