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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是20世纪上半叶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以精于东北史研究、宋辽金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世所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入了他的《中国史学史》，这是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在开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40年代至60年代有一定的影响。
金毓黻，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又字静庵，别号千华山民，室号静晤，辽宁辽阳人。他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五月（1887年7月）， 卒于1962年8月，终年76岁。其父金德元为乡间塾师，重视教育， 故金毓黻6岁即入乡塾就读。16岁时，因家境所困，辍学。1906年，20 岁时入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读。1908年，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1912年中学毕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1916年夏毕业。求学期间，深受启化小学校长白永贞和北京大学教授黄侃影响，前者爱其才而特许其免费就读，后者使其懂得治学。金毓黻后来写道：“余少受知于佩珩先生（白永贞，字佩珩），承其奖饰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来，得时时温理故书，日与古人晤对，而不致为君子所弃者，师之赐也，如何可忘！”又赋诗追叙受业于黄侃云：“廿七登上庠，人海纷相逐。廿八逢大师，蕲春来黄叔。授我治学法，苍籀许郑优。研史应先三，穷经勿遗六。文章重晋宋，清刚寄缛郁。”这可见他对于师情的诚挚。
北京大学毕业后的20年间（1916-1936年），是金毓黻踏入仕途的时期，先后就职奉天省议会秘书（1916年）、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1920年）、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1923年）、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处主任秘书（1929年）、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寇逮捕，拘押三月余，后经人斡旋得释，出任伪省图书馆副馆长。1936年，以考察文物为名，假道日本东京，回到上海，继而转赴南京，经蔡元培、傅斯年介绍、推荐，受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1937年5月，赴安庆， 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春，中央大学迁至安庆，旋回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5年秋，转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兼任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主任。1944年4月，再回中央大学执教，兼任文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回到东北。1947年，任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秋，赴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旧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 金毓黻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同时在辅仁大学兼课。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196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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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博极群书，功底深厚，学有渊源，于理学、文学、小学、史学皆有造谐。尝曰：“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自谓1923年以前，治学兴趣主要在理学、文学、小学；1923年以后，兴趣转向史学。其治史，则深受清人之影响，他写道：“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由。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要之，金毓黻的学术渊源出于理学；而其史学方法，则出于考证。这是他的学术上的特点。
金毓黻之治史学，正值社会动荡、民族危难之机，出于忧乡、爱国之心，故首先研究东北史。他先后编纂了《辽东文献征略》8卷（ 1927年出版）；《奉天通志》260卷（1937年以前印刷出齐）；《辽海丛书》10集，收书87种（1936年印竣出齐）；《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2年底完稿）。
1930年以后，金毓黻写出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著作，即《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上编，初撰于1936年，1941年修订，始上古，迄元末，由东北大学石印出版。这书系统地勾勒出了东北古代历史发展的轮廓，是关于东北史的奠基之作。宋辽金史的研究，是与东北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诚如金毓黻在《东北通史》引言中所说：“东北史不过为国史之一部，欲研史之士集中精力于此，势有不能。第研史之途径不一，全视研史者之兴趣如何。倘富于研究辽金史之兴趣，则对于东北史亦不能不有相当之注意，于是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起矣。”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经数年之讲授、修改，金毓黻于1944年撰成《宋辽金史》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史学史》一书，始撰于1938年，1939年定稿，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征引资料较富，编排清楚，叙述严谨，纵控自如”，是作者比较满意的著作。这三部书，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撰述。（注：以上内容，参阅《静晤室日记》前言，以及金景芳所撰《金毓黻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此外，金毓黻还有著作多种，不一一列举。而他的《静晤室日记》（1993年辽沈书社出版）这部169卷的巨帙，是其自1920年3月6 日至1960年4月30日长达40余年的心血所积累，凡550余万字。它不仅铭刻了作者治学、做人、处世的心迹及其所得，而且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出了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侧面和史实，既可作为日记来读，也可视为传记来读，甚至也可视为长编来读。这是作者留给后学的一份极珍贵的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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