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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的学术发展道路与学术风范(4)

范老讲述治学方法的语言很精辟。他提倡“天圆地方”,拿这句话形容做学问。天指脑袋,要圆,脑要活,否则就不善于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地是指屁股,屁股要方,圆了坐不住。屁股能坐得住,脑袋要灵活,才能做学问。
    范老还提倡“二冷”,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冷板凳要坐得住,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二冷”在现在尤为重要,现在搞市场经济,如看到经商、炒股赚钱,也去经商炒股,那就把学问丢了。有人说范老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在范老那儿没有听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难道第十一年就不坐了,要有坐一辈子冷板凳的志向。“冷猪肉”是说封建社会里,如果文章、学问、德行好,就可以在孔庙里有个牌位,受后人祭祀。即使当时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知道你,以后也会有人纪念你。“坐冷板凳”的目的是为“吃冷猪肉”,是立大志,不是无所作为的坐。
    范老还把做学问的经验归结为“专、通、坚、虚”四个字。范老强调专,他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两个人,一个人什么都懂点,但什么都不精,我不要,因为懂的只是一般的事情。另一个只懂得甲骨文,我要,因为懂得别人不懂的事情。专,才能懂得深,懂得精。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专家呢?范老形象地说,三年一个小专家,五年一个中专家,七年一个大专家。他的意思是要你不断地专下去。三年、五年、七年,只是一个比喻。范老虽然强调专,但说专一定要和通结合起来,要在通的基础上专,通是为了更好地专。没有通,只有专,就好象关禁闭,把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怎能写出好文章。他还说直通、横通、旁通。直通,指搞古代史要通近代史,搞近代史要通古代史,人人都要看《人民日报》,现实也要通,不能脱离现实。横通,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要通。旁通,国外的也要通。
    专和通要结合,坚和虚也要结合。坚是说研究一个问题,要一直把它研究下去,不随便中辍,要达到一个高度,要做集大成的学问。不要见风使舵,(如今天评“红”,就写评《红楼梦》的文章;明天评《水浒》,就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外面流行什么,就写什么,结果什么都很浅,一事无成。方向要坚定,观点也要坚定,不能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人云亦云。范老是很“坚”的,别人不敢提帝王将相,要打破王朝体系,他不赞成。不仅要坚,而且要虚,发现错误就改。但虚不是吓得什么也不敢讲,不敢写。在1958年“拔白旗”时,他说,现在老师讲课,讲义都是集体的,不讲自以为是的东西,而随别人讲自以为非的东西。明明不赞成这个观点,也照这个观点讲,误人误己。
    范老写作的时候,有两本书常摆在桌子上,一是地图,这是空间的概念,一是大事记,这是时间的概念。有了这两个东西,就可清楚地知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时空关系。如写到安史之乱,开始在哪里爆发,最后在哪里消灭,在乱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乱后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也是范老做学问的方法。
    四、崇高的人格 学习的楷模
    范老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学风严谨,而且有着高尚的品德,我跟范老多年,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面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光辉形象。范老不图虚名,十分务实。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范老的《文心雕龙注》,想请范老写一个再版说明,他一个字也不肯写,但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他的稿费(范老从不拿稿费,后面再讲)中拿出一点钱来,专门找人代他校一下错字。由金毓黻介绍一个叫王寿彭的老人负责校对,每个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几十元钱,由范老签字。后来王寿彭就留在近代史所,帮助过吴晗校对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出来的明代史料。由此可以看出,范老不图虚名,只干实事,不写再版说明,但觉得错字害人,就专门找一个人校对。
    范老生活十分俭朴,反对奢华。他在家写书,很少出门,出门就是几种事情,一是开会,党中央的会议,全国人大的会议,全国政协的会议;一是到北京医院看病。他很少交游,晚上看看电视,喜欢昆曲,特别喜欢看俞振飞演的李太白,我也受范老的影响喜欢昆曲。其实,范老看电视,不只是一般消遣,也很认真负责。有次从电视中看苏联的一个电影《复活》,有强奸的镜头,他认为不妥,就以一个电视观众的名义,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说不仅成年人看电视,还有未成年人看电视,让他们看到这样的镜头不好。有人说,《复活》是名著,那是情节的需要。范老认为不对,那《水浒传》是不是名著,能不能把潘金莲的情节全部搬上银幕呢。范老对私生活是非常严肃的。
    范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彻里彻外的革命者,他完全革命化了。有一件事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的小儿子,刚留苏回来,思想和国内的形势不大合拍,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事,但范老认为很严重,就写信给党中央,主动请求把自己喜欢的小儿子送去劳改。这与现在有人为儿子开公司而奔波忙碌相比,范老对党是多么忠诚。改革开放的年代开始时,党给他小儿子平了反。
    范老夫人戴老晚年中风卧床,不能言语行动。范老让一个保姆专门照应她,自己每天都抽一点时间,坐在戴老身边陪她,真是一对革命夫妇。
    范老是因心脏病逝世的。当毛主席交给范老写通史的任务以后,范老在笔记中写道:“我听了指示,万分感激,自己能力极小,尽力而为之。”范老仍旧让我做助手。不久,范老因心脏病发作,住医院医疗,但很快就出院了。曹靖华为他担心,劝他当心病魔卷土重来。范老说,时不我待呀!我心里急,赶快出院,要写通史。确如曹靖华同志所形容的那样:“他仿佛心里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烧得他命都不顾地出院写通史。”范老对我说过,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苦干下去,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范老出院后不久,夜间心脏病复发,无人知道。次晨送入医院,已经迟了。
    范老病逝时,正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很少。章士钊曾对我说,想参加追悼会,但没法去。其实想参加追悼会而没法去的,何止章士钊一人呢。当时只有华罗庚去了,他是范老的邻居。报纸上登的消息也很简单,只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范文澜同志因病去世,连“史学家”也没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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