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 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 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
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明确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他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重视文献徵验考核的精神，在撰写《史记》过程中，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各种歧异说法，他不盲从、不附会，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有儒家典籍记载为依据，有故老传说和历史遗迹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古史说法，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注：《史记·三代世表·序》。）司马迁的“考信”态度和方法，是儒学朴素理性精神在史料考辨上的体现和发扬，对于后世学者有深远的影响。另一种是俗儒“嗜古成癖”的风气，喜欢附会、铺张上古传说，总想把历史拉得越远越好。三国谯周著《古史考》，对《史记》讲五帝觉得还不满足，便附会出“五帝”之上，还有“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还有人伪造古籍，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针对这种附会、杜撰的说法，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辨伪史、辨伪书的论点。比较突出的，宋代学者欧阳修、郑樵、朱熹、吴棫都对伪古籍或杜撰的古史说法提出怀疑，开始出现疑古风气。明以后，出现王应麟、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人，都有辨伪、考信的著作。其中，崔述著《考信录》，其古史考辨工作对顾颉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顾氏讲，“古史辨派”的工作，是远绍郑樵、姚际恒、崔述的工作。而崔述的影响最为直接、巨大，故顾氏在《崔东壁遗书序》中又明确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与乾嘉时期其他几位重要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是同时代人，但治学路数与他们都不相同。崔述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他对古史记载采取审查态度，不盲目相信，而要“考而后信”。他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此书的命名，即明确揭示出要实践司马迁的名言。他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历史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查，立志要廓清其中的大量附会和谬误。崔述不仅考辨具体历史问题，而且能上升到理论，书前写了《考信录提要》，总结其研究方法，并和盘托出。这在传统史家中也是罕见的，齐思和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崔述的著作“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他的《考信录提要》，自标界说，……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注：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
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提出他的古史学说，其核心观点是：
（一）先秦典籍记载的上古史与后人说法不同，比较可信。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以及《论语》、《孟子》讲上古史，只讲到尧、舜。“《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炎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即是说，这些记载夸大的成份还比较少。
（二）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徵。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叙述历史断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司马迁明确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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