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借鉴
主持人：我们已经从纵向上考察了20世纪中国史学同传统史学关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从横向上作一番考察，看看20世纪中国史学吸收与借鉴了外国史学哪些积极成果、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外国史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对我们全面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是十分必要的。
于 沛：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呼吁开展“史界革命”，其理论武器即是进化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学生归国，特别是赴欧美留学生归国，将欧美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史学界，使中国学者受到不小的震动，一些学者提出革新中国史学的问题。朱希祖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蒋梦麟则具体提出通过“改变历史方针”、“扩张历史范围”、“革新教授之法”，“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改变中国史学当时的落后状态。20世纪20至30年代，大批欧美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名著还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不少中国史学家也撰写了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从不同角度汲取了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时在中国史学界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并引起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这就是“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壮大，传统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由显而微。“文革”结束后，我国史学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垚：一般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开始演变成为近代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但对于当时西方史学已开始的引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揭示规律则注意不够。中国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史。后来，发生了社会史大讨论，提出要对中国历史作大范围的概括，要和外国历史作比较。它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重视，也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在这方面研究不足，只能借用西方的概念，如封建社会农奴劳动为主、地租发展的三个阶段等，使讨论未能深入。而且这一讨论对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派也没有多少影响。解放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界主导地位的确立，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史学家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研究规律问题，而不是细小事件，中国史的研究情况为之一变，社会分期问题、土地制度、社会阶级、农民战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改变了过去单纯政治史的局面。不过当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刚刚起步，外国史的介绍不够深入，未能和中国历史进行很好的比较研究。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有其在各个国家成长的不同土壤，带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特色，所以各国的史学都有其特殊性；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性与特性，所以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模式，使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作共同的规律性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历史学的世界性。所以，我们强调世界史的研究应该和中国史的研究紧密结合。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世界史所应用的概念、模式、方法，大都出自欧美，而欧美与亚、非、拉美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各国的独特性，忽视一致性。我想，我们的史学家应力求博通中外，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为建立真正的世界史体系作出贡献。
经验与教训
主持人：“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这是我们在世纪之交进行学术总结的目的。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也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请诸位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从更深的层面即思想遗产的层面，谈谈有哪些经验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戴 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着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史代替了全部的中国历史。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农民战争，而且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历史人物评价也打上了“左”的烙印，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而且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也被打倒，后来甚至农民起义领袖也都被打倒。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作出回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只能以自己的理论威力争取群众，而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靠大批判和压服的方法。这是一个教训。所以，面对新形势与新需要，更加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仍是史学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任务。
苏双碧：我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必要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统一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三者中特别强调立场，以致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写文章多引几段经典著作，以及多贬斥帝王将相、多赞扬劳动人民，就是站对了立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史学研究中思想的混乱，并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争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深入下去会有助于解决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但这种讨论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结果被扼杀了。随后，历史研究也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至“文革”前，历史研究实际上已变成了史学批判，与历史研究有关的《清宫秘史》、《武训传》、《海瑞罢官》相继遭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篡改，史学已失去生机。“文革”中，历史科学惨遭破坏。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戴 逸：20世纪初，第一代史家叛离传统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五四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反对传统的态度非常激烈。当时不叛离传统，不坚决地与传统思想划清界限，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五四反传统，指责它应该如何如何。它当然有片面性，但又有合理性，因为传统把人束缚得太厉害了，不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社会就不会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学术，都必须从它以往的成果中吸取营养，脱离不开它的根基，无论对传统的超越还是回归，都是一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形式。每一次离异--回归，都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表现出历史学的不断进步。这一点，也是今后史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于 沛：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及中外史学的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进化史观，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迅速发展，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论层出不穷，历史研究的理论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为了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必须重视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分析、有深度、较系统的科学研究，而不是长期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的评述上。对外国史学理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分析，才能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从而吸取其有益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目的不是要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更不是要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恰恰相反，这种研究应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的土壤之中。我们应当在抵制、批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浮躁、炒作、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等不良风气的同时，不断提高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同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自觉性，为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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