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割台斗争中声息相通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翌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淫威下，清政府被迫屈服，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日本。由此，可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并起于海峡两岸。
在大陆方面，1895年3月至5月，先后有翰林院174名官员条陈割地赔款之大谬，力言不可放弃台湾；4月底5月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先后联合在京会试之广东、河南、湖南、四川、江苏、奉天、湖北、山东、江西、浙江、吉林、广西、贵州等18省，1000多名举人上书，主张废弃《马关条约》，痛斥“京师为重，边地为轻，非割地则都田不能保”的割台谬论，史称“公车上书”。为扩大影响，上海、广东等地还刊印了《公车上书记》，广事宣传。与此同时，朝廷重臣和清政府地方官员也纷纷反对割台：4月4日，军机大臣翁同和力奏，台湾不可弃，否则恐失天下人心。4月20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阻和议，并积极策划，运动英、法、俄等国干预。4月24日，贝勒载濂等7人亦上奏反割台。4月26日，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河南道监察御史宋承痒、河南道巡抚刘树棠、河南侯补道易顺鼎等皆上奏反对《马关条约》。4月27日，湖北巡抚谭继询电奏，主张迁都拒和。4月30日，广西巡抚张联桂奏，力主与日作持久战。5月2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抗议《马关条约》，张之洞、刘树棠再度力言拒和。如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中旬至5月上旬，上至王公重臣，下至应试举子，上书反割台者达数千人，仅朝廷收到的反割台奏章即有140余件。这些奏章，无不言词悲切，极陈利害。如河南候补道易顺鼎所言：“辽东者，北洋之藩蓠；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芸芸赤子，孰非我国家之孝子顺孙”？“父母虽穷，尚不忍轻鬻其子；国家未蹙，何忍遽弃其民！坐使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17）]反割台声浪不仅鼓呼于朝廷，并且沸腾于民间。著名诗人黄遵宪痛失台湾，写下了“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18）]的诗句。一代爱国志士谭嗣同著文申诉清政府竭台湾“二百年来之人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身家，曾弄具之不若！”[（19）]
在台湾方面，割台噩耗一经传出，全台同胞如“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20）]，一种被割离祖国，难以抑制的悲愤，感天动地。愤激的人们闯进巡抚衙门，誓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北居民于《马关条约》签定的第二天鸣锣罢市[（21）]，以示抗议。著名清末进士、台湾社会名流丘逢甲等致电清政府：“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慷慨捐输”，“何忍一朝弃之！”“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22）]与此同时，进京赶考的台籍举人和在大陆任职的台籍官员也纷纷联名上书都察院，抗议割台。并表示：“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余痛矣！”[（23）]特别是5月15日，台湾官绅士庶确知清政府主流一意孤行，弃台已成定局，然而，他们仍有对祖国表达了一片忠烈之情。是日，台民电奏北京16字曰：“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24）]。5月20日，清政府命令，台湾欃员全体内渡，并以“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尽改衣冠”相威胁。但是，在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激情感染下，自巡抚唐景崧以下的所有台湾地方官员拒不内渡，遂于5月25日以成立“台湾民主国”的方略抗拒日本霸占台湾。
在此有必要指出，某些人将当年“台湾民主国”与今日“台独”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毁谤。“台湾民主国”尽管自号为“国”，但其所作所为却处处表现了对祖国强烈的眷恋。例如，其年号为“永清”，亦即“永戴圣清”之意。其“中外文告”再三呼吁各国阻止割台，并称：“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所有利益报之”。还说“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唐景崧以大总统名义颁发文告，明示天下，“仍尊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25）]。刘永福也以大将军名义在其盟约书中表示：“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为大清之民，守大清之地”[（26）]。显然，当年“台湾民主国”与今日民族叛逆之“台独”，实乃大相径庭。他们不过是在非常局势下，企图暂以“独立”的方式摆脱《马关条约》强加于台民的噩运，通过自主，实现与祖国永不分离的目的。
在日本殖民军的进攻下，“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于6月4日宣告解体。“总统”唐景崧、“副总统”丘逢甲也相继内渡大陆。然而，在一代名将刘永福率领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仍然进行了极其壮烈的抵抗。甚至在日本宣布“全台平定”以后的许多年，台湾反割台斗争仍然顽强地延续着。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零售江山、出卖人民，在殖民化浊流中进一步沉沦的标志。但是，同在海峡两岸的华夏民族却是神圣而不可折辱的。正如1895年7月15日《申报》所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大陆人民慷慨保台，台湾人民壮怀祖国，反割台斗争并起于海峡两岸，风悲云怒，声息相通，生离死别，感人肺腑。
祖国大陆支持台湾早期抗日斗争
1895年，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台湾“本岛全归平定”。然而，前后不过十多天，台湾又出现了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林李成、林大北于宜兰起事；继而又有简大狮举义金包里；陈秋菊、詹振转战文山、锡口；此外，还有卢振春、许绍文、柯铁、胡嘉猷、林少猫、苏力、林清秀、林火旺、蒋老福、王振辉等，均为风云一时的抗日首领。各路义军拥众数千、数百人不等。北起台北，南到凤山，他们在全岛各地沉重打击日军，坚持斗争7年之久，使日本政府付出了巨额军费和重大伤亡代价。日本官员承认：一段时期内，由于“台湾统治相当困难，土匪（指抗日武装）横行，行政无法贯彻……故以一亿元将台湾卖给法兰西的意见，在（日本）朝野相当盛行”[（27）]。
这一时期的台湾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日方资料记载，林李成起义之前，台湾总督府即曾获得情报：“厦门附近不逞之徒航海来台，将谋举事”。起义之后，林李成又多次出没于海峡两岸，进行策划和筹办军械。詹振起义之前，亦曾在厦门招募数百名“应援之兵”，分散于台湾各地。林火旺、蒋老福等部所用的“枪支弹药则由在清国的林李成、许绍文两人送来，自头围堡头围港附近沿岸秘密输入”。1896年，台湾总督府侦知：“曾由台湾逃遁福、厦、泉、漳等地流寓之顽迷之徒，为发泄其不逞之郁闷，捏造一种妖言以之在岛内散布，且将兵器弹药等重要物资秘密输送此贼巢”。之后，柯铁、简义领导的铁国山起义爆发。林少猫所部也曾从厦门获得武器和资金。简大狮不仅派部下“为购买铳器弹药渡航清国福州”，并长期坐镇厦门，指挥岛内斗争。例如，1899年7月25日，台湾殖民当局发出通知：“归顺匪首卢绵春假装恭顺，与林李成及厦门简大狮暗通之形迹明显，本月24日逮捕同党12人正调查中。”此外，台湾总督府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此类记述：“近来台湾匪首渡厦门者，自清民获赞助，再归来为台湾匪贼助势者不少”，“清国人身不明者数百人托词茶工或打工而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28）]。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台湾早期抗日斗争实际上是以祖国大陆为策源地的。他们在大陆组织人力，由大陆筹运资金和武器，而每当失败之时便投入祖国怀抱休养生息。大陆沿海人民则成为台湾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后盾。日本殖民者也明显看到了这一点，1896年，台湾总督府欲收釜底抽薪之功效，遂向厦门派驻特务机构，“专门参划台湾土匪关系及其他机要事务”。1899年出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也说：“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者，以达统治之目的”[（2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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