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其代表人物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还有的学者对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如英国学者科普莱斯顿在《哲学史》第6 卷（伦敦探索出版社1960年版）中，曾批评伏尔泰在1765年写的论文《历史哲学》“很少有哲学性”。苏联学者奥伊则尔曼在其主编的《14-18世纪辨证法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版）中，认为伏尔泰“在论证人类历史中不断的社会进步时，还接近了社会进步的矛盾性这一思想”。韩震针对上述观点，在《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伏尔泰用法文首创“历史哲学”这个词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历史观念在哲学思维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上可能不够，但不应该说没有任何哲学性；此外，伏尔泰的历史观的确是片面的和不深刻的，我们不必夸大它的价值。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对以上诸学派代表人物研究较多的是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武德和波普尔。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探讨历史演变的规律、阶段和动力与方向之类的问题，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那么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则主要是探讨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功能等理论问题，属于“历史认识论”的领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体现了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因此，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
学者们认为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在德国哲学家、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那里达到了比较完备的形态。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主要表现为他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等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其锋芒直接指向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和关于历史规律的学说。对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克罗齐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命题“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的确切对象就是思想”的研究展开的。学者们对上述观点展开了热烈争鸣。如对克罗齐的命题，同意者认为这个命题将现实因素引入了历史，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的角度。反对者认为这个命题是对人类进步思维的一个逆转。还有学者认为，克罗齐只是表面上用绝对历史主义克服了历史相对论，然而，他实际上却埋葬了历史主义，因为他所理解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已被溶化掉了。
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研究，着重研究的是其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学者们对其所主张的多元论的“实在论”普遍持反对意见，认为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他片面地主张用自然科学哲学的概念及其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科学，甚至要求把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完全等同起来，最终把史学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观点，也是荒谬的。波普尔对史学的影响不在于其研究结论，而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历史学必须建立起自身的科学方法论。他强调建立关于普遍定律的理论对研究历史具有关键的意义，从而启发人们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
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理论深度不断加强。笔者曾撰有文章《我国近年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注：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从多方面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述。此外，近年还出版了一批西方历史哲学的专著和译著，（注：这方面的译著除文章第一节注释所提到的外，还有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90年版）、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964 年版）、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汤因比的《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主要专著有韩震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启良的《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乐民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张文杰、何兆武合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历史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还有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在这一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一系列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的出现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使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80年代中期，在一些论文、译文和新学科新方法和辞书工具书中，开始介绍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但这些介绍多停留在一般常识性的水平上。
1988年7月23日至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在京举办“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高校教师及研究人员出席了讲座。这是一项力图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最新进展，并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同行的尝试，部分讲稿后在1989年《史学理论》杂志刊出，得到了较好的反映。这批讲稿是：《西方心理历史学》（罗凤礼）、《哲学面对“历史”的挑战》（叶秀山）、《文化、文化史和文化历史学》（于沛）、《当代比较史学论纲》（范达人）、《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理论与史学方法》（王容芬）、《科学技术与史学理论》（胡作玄）。
1992年，由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最终成果。作者认为，近10年来，有关西方新史学和相邻学科的著作大量引入国内，引进规模之大，门类之多，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开始接触“西学”以来出现过的历次“西学”热潮。在“左”的错误路线笼罩下经历过一段封闭时期之后的中国史学界，突然感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陌生的史学新天地……除导论外，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篇主要对新社会史学及其分支人口史学和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等方面加以评述。下篇则分别对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和口述史学方法加以评述，通过评述，力图使读者对西方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是非得失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1993年，杨豫著的《西方史学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用3章的篇幅，在《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 《新史学的基本方法》的标题下，分别对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理史、新政治史、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心智史、口述史、跨学科的历史学、比较史学、历史研究的计量化、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作了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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