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史研究不仅应被提上议程，更应考虑如何把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话语权落在实处。重视海外中国史研究话语权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史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话语权是最近几年学界的流行词之一，它指的是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一种社会关系，具有潜在的现实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如果将话语权比作一个浇花的喷水壶，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其话语的影响力就到达哪里。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迅速提升。海外中国学领域借助发达的网络平台评说中国，关注和参与的群体、领域、范围都发展很快，对当代中国的报道和评述铺天盖地而来。研究者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基本分成乐观、中间和悲观三类，个别学者的研究观点转向比较快。外部正面、负面信息混杂也搅得国内的意识形态百态丛生。内外联系起来看，包括话语上的“围城现象”，讨论上的“非理性”与“不对称”，传播上的“蝴蝶效应”，价值判断上的“中性化”、“模糊化”等。鉴于此，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角度考虑，海外中国史研究不仅应被提上议程，更应考虑如何把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话语权落在实处。
掌握档案发布的话语权
这主要指通过发布真实的历史档案，澄清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因外国人长期使用非权威数据进行研究而歪曲的历史事实，驳斥此前的错误结论。费正清、费维恺、齐慕实等人都提过，冷战时期，研究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材料奇缺，只能以从港台转手的材料为主，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准确度。今天，我们要对外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应特别重视外国人研究中国时所用的档案、文献和数据的来源与研究结论之间的直接关系。特别是关于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些敏感历史话题，国外的著作很多，但中国人自己写的外文版著述难以见到，一些真相就被掩盖了。因此，中方文献的权威发布十分重要。公布真实的解密档案，可以阻止长期以来外部的“以讹传讹”，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
掌握重要历史节点的话语权
国外关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研究。其中，争议最大的是道路的“姓氏”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是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最突出的是割裂或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最涉及本质的问题是试图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也有关于中共制度建设和国家行政体制建设等的研究，其中不乏一些研究者原来对改革开放持否定态度，后在中国取得的实际成就面前观点发生了变化。每年都有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纪念的重大节点，有无提前预案，效果不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先行表述的意识。例如，今年我国正式发布“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又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将“一带一路”战略与新中国的新疆、西藏以及“三线”建设、铁道兵筑路、环境治理等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有丰富的对外宣传意义。201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60周年，中国社会从此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中外对这个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必会有不同的解读。
意识形态工作是长流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抗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有世界性的重大历史纪念活动，涉及国际关系、国共关系、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国内外热议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学者可以先行、渐进地散发影响。
掌握权威表述的话语权
权威表述指中国史研究的标准语表述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需重视历史词汇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规范性。2015年4月27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审定委员会发布《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发布（2015年第一期）》，这是在专有语汇外译标准方面做的基础性尝试，是中国在相关研究文献方面的国家行为，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对中外研究者都有直接的实用效益。对于《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含有大量官方档案的著作，也都应这样做。例如，《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是中央编译局集中全国权威人士组织翻译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外文版诠释，而一些外国人翻译的毛泽东文献英译本并不一定能做到准确释译，研究者依此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偏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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