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包含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是有区别的：社会科学兴起于近代，注重实用，目的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为制定政策法规服务，使社会和谐地运转，例如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学科自古有之，哲学、文学就属于人文学范畴，目的不是实用，而是通过探讨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让人活得更明白。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人文学的学说只是提供一些认识和想法，无法对其进行实证。具体到历史学而言，很难直接归入哪个学科，因为它既有社会科学的特征，又有人文学学科的因素，有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双重学科属性。鉴于较多论者关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笔者只谈谈其人文学学科属性。
兼具两种学科属性
从我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学术构架，到今天的学科划分，唯有“史”的名称没有改变。王国维认为，近代以来的学问可分为三种，即科学、史学和文学。西方学者曾经争论过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不管结论是什么，至少说明按这两大类的标准来划分，历史学既有与两个学科相同之处，又难以归类，因为历史学是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又有着综合性特征。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以后，历史学主要属于社会科学，此前则属于人文学学科。现在的历史学在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制度因革等宏观大事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考察民众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情感时，则属于人文学学科。
譬如我国古代家产继承中的纠纷问题，古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家产纠纷在现代属于法学的问题，在古代则属于社会生活的内容，虽然也有相关法律条文，人们却习惯于从生活习俗角度考虑解决办法，先礼后法，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尽量不诉诸法律。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时，按照学科分类，古代家产纠纷不应完全归入法制史，也应该是社会生活史或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题目。现在我们遇到家产纠纷问题，也是首先通过劝说调解来解决，尽量不走法律程序。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形不完全相同。
以史学为主研究古代家产
从20世纪初起，日本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家产继承方式和家产纠纷问题，都是从法制史角度入手的。我国一些学者基本沿袭这一路子，把这类问题作为法制史的内容，即作为社会科学的内容来研究。有些法制史学者还专门批评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在研究家产继承之类问题时，必须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实例只能作为旁证。应该承认，传统实证史学尽管强调证据，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然而，由于古代读书人乐于关注那些出了圈的怪事，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往往是一些特殊例子，这使得我们很容易误将特例扩大为一般情况。
另一方面，法制史视角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律”主要是从反面限制越轨违法现象，前提是对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的认同，既然这些习惯行为是约定俗成的，人们大都能自觉遵守，因此没必要提及，只把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规范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古代法律包括民法条文，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律文往往只是提倡，不是硬性规定。《唐律》和《宋刑统》都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时，不能分家异籍，否则“徒三年”。事实上，这个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因此，研究古代家产继承及纠纷，应该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同时也可以借鉴法制史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便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历史实际，但主次关系不能颠倒。
不能照搬西方习惯
笔者曾经考察过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一个家产纠纷案例，该案例涉及女儿的家产继承权问题。日本学者岛田正郎、我国台湾学者柳正言从法制史角度研究这个案例时，首先寻找判词涉及的法律条文、判决结果是否有法律依据。其实，这是用今人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宋人的断案过程。宋人审理该案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实际生活需要；判决也不是完全依据法律条文，而是以合乎情理为主要原则。这个案例记载，田县丞有两子两女，县丞去世时，长子已先于父亲去世，次子珍郎、两女尚未婚嫁，因此，初审此案的官员提出了“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的原则。一些研究者由此认定这是“男女平等继承”。其实，这是以留取聘财和奁产的习惯方式分配遗产，不是通常的分家方式。该方案未能行得通，官司打了几个月，前后提出了五个方案，才解决了这一纠纷。
这一家产纠纷的由来是：田县丞死后，其弟以县丞有遗嘱为由，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县丞家，以期获取亡兄的家产。县丞的遗孀刘氏不同意，于是打起了官司。这是民间常见的小叔欺负寡嫂、孤侄的情形。官员审理这类案件时，往往同情弱者，尽量照顾刘氏的利益，压制县丞的弟弟；刘氏是田县丞私通的小妾，身份与正妻不同，审理者不便过多关照，所以就主要照顾两个孤女。我们只有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规定、不纠缠于家产分配的比例，才会明白这个案子中女儿的家产数额何以增多，才不至于把数额增多简单地等同于继承权的扩大。
在历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重社科、轻人文的现象。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的变化趋向是人文学淡出、社会科学凸显。其实，这种情况一直都存在。在历史学研究中，既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需要概念和模式，探讨宏观大事，同时也不要丢弃人文学的思维方式，不一定把所有问题都归纳出一个模式和规律，概念也可以模糊一些，甚至不妨借鉴古代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体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状态和心境。这样说，不是要把历史学做成可以任意解释的主观性学问、与科学对立的玄学，而是说，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时，应该根植于中国文化，懂得中国社会，不要用西方的习惯来判断中国的事情，不要把历史学研究做成一种程序化的技术活。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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