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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思念

1955年秋,我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白寿彝先生当时任系主任,从此在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学习;毕业工作后有时回校向老师请教,近20年又在老师直接领导下从事回族史工作,直到老师逝世,时间长达45年。
    蚂蚁找食 蜜蜂采蜜
    1956年上半年,即我入学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五四”青年节晚上,学校操场搭起高高的架子,上有用松枝编成的“向科学进军”5个大字。新团员入团宣誓后, 全场灯光熄灭,5个大字点燃,在夜空中燃烧,十分醒目。 适应这种形势或在这种大背景下,老师不断讲治学道理和方法,指导青年学子和青年教师。我记得《师大校刊》上登出老师的文章(或者是采访老师的记录),说要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精神收集史料,因为历史研究是靠史料说话的。我还记得老师说做学问要先搭起一座小房子,然后发展成建筑群。意思是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成名,但又要脚踏实地,不要东打西击。我把这些谈话剪下来贴在自己“杂志”本上,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去干校时连同其它一些东西(日记、信件等)都烧掉了,但老师的话仍记在心上。
    1959年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教世界中古史。按老师的教导到处收集资料,除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外,还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母校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做卡片,不久积累的卡片成一大盒,用16开稿纸摘抄的资料积了一摞又一摞。在搞世界中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阿拉伯史,而阿拉伯史的研究和教学又离不开伊斯兰教,因此我涉足伊斯兰研究领域,参加了吴晗主编的世界历史小丛书有关部分的编写工作。不久运动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放弃教学和研究,投入运动,以后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我的小书《伊斯兰教史话》初版,送呈老师指教。老师向我讲了研究伊斯兰教的难度,我似是知难而转,将重点转移到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最后定点为回族史。这是从外向内的大转换,教学研究工作重点的大转移,我必须从头收集资料。于是又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精神收集,又积累了许多,成为我的学术新财富,每当我向老师汇报我的某项工作成果时,老师总说:“资料做得不错”。1981 年我写的《回族史研究的四十年》(1940 -1980)是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送呈老师后,老师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上发表。1987年,我将整理成的《回族史研究生专业课阅读书籍一百种》(油印件)送呈老师。老师看后高兴地说:“目录学搞得不错”,还问我目录中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的具体情况,因为抗日战争期间老师在云南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时,和吴乾就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和研讨。从1982年开始的《回族人物志》编写,分配给我的每个人物,我都先收集齐资料(就我所知和我能找到的)再动手写。此外还收集了一些资料,如西北马家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函(档案)、马邻翼的手迹等,也收入人物志的“附卷”之中。1997年5 月,老师打来电话,说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伊斯兰教部分不能用,嘱我重写一下,6千字,10天交稿。我接到任务,日夜兼程, 按时将稿交去。过了几天秘书打来电话,说“稿子白先生通过了。”顿了一下又说:“白先生很高兴。白先生说李先生手快。”我所以“手快”,除了把老师交来的任务当作排他性任务、全力完成以外,还由于手中有资料;没有平时资料的积累,别说10天交稿,连收集齐资料恐怕也有困难。1999年初,开始撰写老师分配我的《中国回回民族史》第一部分,3月下旬完成。 以后马寿千先生(马先生和我共同协助老师做这项工作)来信说:秘书“每天把你那部分给白先生念一、二段,白先生很满意,认为是‘资料库’。”
    所以能完成老师交的任务,是因为记住了老师的教诲,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毅力搜集、积累资料。
    “多写点,你这‘松’不就更‘茂’了吗!”
    1982年春,《回族人物志》编写工作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召开,老师讲了编写回族人物志的意义、进程和具体写法。分给我一些任务,我怕完不成,老师说:“多写点,你这‘松’不就更‘茂’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一开始,不会写人物传记。老师说:“人物传记和论文不同,不要议论过多。开头写一两句定性的话,末尾写几句(或一段)结论性的话。全文以叙事为主,但又要有重点,不能像流水帐。”又说:“有些人不易下结论、或目前还做不出结论,就先摆出事实。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写法。”老师特别强调唯物史观,说“要写出时代,写出时代特征,不可评价个人过高。”还说:“要用现代语言写,但人物不可现代化。”这些都成为我写人物传记的座右铭。
    1984年底,我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聘书”。聘我为“回族人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盖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公章,和所长老师的私章,以及老师的亲笔签字,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从此我又多了一些学习机会,除写稿外还参加会稿和审稿,还标点一些资料。到1992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完稿时,我写了该册中23卷的近6卷,完成了老师“多写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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