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内容的深刻性 华夏族最先是由黄河中下游以种稷等旱田作物为主的部落及部落联盟与长江中下游以种稻为主的部落及部落联盟融合而成的。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华夏族的西北部、北部是对立的戎、狄等游牧部落及部落联盟。农业生产方式是较游牧生产方式稳定和先进的。因此，华夏族战胜并融合戎、狄，并不奇怪。华夏族的西南部和南部，虽然也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称为蛮、夷），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那里生产力水平也较低下，因而最终也被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华夏族所战胜，并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自秦汉以降，汉民族的主要对手，是北部，包括东北、西北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和汉族互相冲突、消长、融合。有的游牧民族曾在军事上十分强大，如匈奴、蒙古、契丹等。但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被汉化。这不仅是因为汉族的人口众多，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汉族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更为先进。辽、金、元、清等朝代建立的结果，都使汉族融合进了更多的其他民族成分，也使农业地区向外扩大了。华夏族生长为汉族，以及汉族在历史上的发展，都是与农耕范围的扩大、农业技术的发展相伴随的。所以，中华民族融合的向心性，是以追求先进的生产方式为目标的。
被汉族融合的其他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而且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尤其是作为汉族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指针。这一点，在满族入关后的清代，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还应当指出的是，历代，包括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的朝代，汉族的语言和文字都被列为官方的语言和文字，也是联系一个多元民族的极重要条件。在今天的中国，象回族、东乡、保安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所以与汉族等其他非伊斯兰民族有很强的亲和力，通用汉语言文字，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散，是与其融合中经济根基和文化根基的深厚相联系的。
3.历史的连续性 中华民族的融合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4000年以上。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华民族虽然在发展中也屡遭挫折，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大的。
中华民族在发展中呈梯次推进。先是由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向黄河、长江的上游及主要支流推进，再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向南推进到珠江流域及东南海滨，向西南推进到横断山麓和青藏高原，向西推进到天山南北，向东北推进到黑龙江流域，向北推进到杭爱山脉。虽然中华民族活动过的地方不等于今天的中国版图，但其活动的范围之广、历史之久，在世界民族中是罕见的。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发祥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民族，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民族、印度河及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民族、都被外来民族所同化，其原始的文化都中断了，惟有中华民族的古文化得以完整地保存和发展。
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融合，其突显的阶段是战争。春秋战国时代的500年混战，南北朝时期的胡汉冲突，宋、辽、夏、金、 元及清代的非汉族入主中原，都是融合中的质变阶段。而每次战争、征服后，各民族间互相消化、吸收彼此的优长，克服自己的短处，则是为下一次更大的融合进行量的积累。正是这种一张一弛的波浪式推进，形成几千年的连续链条。
4.方式的交互性 中华民族的融合，是以汉化为主，但绝不是单纯的汉化，而是交互融合。正是这一点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情况，早在汉代就有大规模发生。有的学者估计，汉代匈奴盛时，有奴隶达30-50万人，占匈奴人口少则1／7，多则1／3，这些奴隶的大部分是汉人。南匈奴于公元109 年一次向汉朝送还万余人，可见其规模。这些奴隶的大部，以及自动逃往匈奴的汉人，都融入匈奴。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之大部又返融中原，成为汉族新成分。汉末袁绍之子兵败，率幽冀之残部十万余户、数十万人投奔乌桓；隋末杨氏政权倾覆后，亦有大量王族人口逃往突厥。
公元399-440年建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其主体居民是汉人。可见汉族早在1500多年前已开始融入新疆各民族。今天的苗族中有宋家苗、蔡家苗，自称其先人是先秦的宋国、蔡国人，其习俗还有一些汉人古礼，应是其言不妄。朝鲜族自称祖先是汉人者不寡。
人种学家的研究证明，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属蒙古人种，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呈渐变状态。内眦褶的体质特征，其出现频率，从南向北递增；波形发的出现率，从南向北递减。从北向南，是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向南亚类型过渡--傣族属南亚类型，哈尼、瑶等民族属过渡类型，藏、彝、白、汉等属东亚类型。在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则有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迹象。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日益紧密地结成一个经济利益整体。从90年代开始的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使遥远的西部和滨海东部的关系空前密切起来。这一趋势还将在深度、广度上日益加大。一个民族只有在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上形成内在的利益关系和统一整体，才能保持其牢固的联系和持久的统一。伴随着对外开放、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科学内容和时代特色的生活方式，正逐渐渗入各民族的原有生活方式，使各民族生活方式中共性的新成分不断增加起来。现在，全中国范围的物资交流和人口流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每年省际人口迁移数以千万计。“川军”、“湘军”下广东，已成为川、湘、粤三省共同重视的大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每天的流动人口都在200万以上。 由于人口的大流动，通婚范围越来越广。因此，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在语言上、血缘上，我国东与西、南与北的差距也在缩小。勿庸置疑，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将达到今天难以想见的高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是鲜明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几个大的地区经济--政治联盟的形成，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前奏和必经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商品、资本、技术、人才大流动。
由于科技进步，交通越来越便捷。以前从太平洋西岸到东岸，轮船要走几个月。现在只要乘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了。超音速客机的出现，将进一步缩短这个时间。卫星通讯、全球电视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这一系列的新手段，使地球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五大洲。
由于贸易在全球范围扩展，产生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要求。一国或少数国家控制世界、谋取私利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联合国的作用日渐突出，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全球性的共同利益、共同要求越来越多。和平与安全、禁毒与环保，甚至一些重要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币值稳定，都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热点。
伴随着商品、资本流动的，是人口的大迁徙。1891 年至1920 的30年间，欧洲向北美、澳洲移民达2700余万。进入本世纪60年代，由于殖民统治的陆续结束，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产生了人口流动的需要；还有局部地方武装冲突造成大量难民，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据联合国有关部门估计，“国际难民”数最低是1970年，为250万；1993年达1890万人，是逐年增加趋势。 到国外从事劳务的人数，1991年是5000余万，1994年增加到7000万，也呈逐年增加趋势。在整个90年代，仅欧盟国家的外国人，就以每年50万的数目在增加，1999年更达71.7万人。这种趋势表明一个世界范围的民族融合时代已经到来。可以预见，再过几百年、几千年，地球上的人类将融合成一个“民族”，将形成一个新的人种、形成一套共有经济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文字和交流方式。到那时，地球将成为真正的地球村，人类将成为真正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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