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称作稗史。如明黄昌龄辑历代野史笔记40余种，刻为《稗乘》一书；明商濬编刻《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70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刻16种野史笔记，等等。其实，称野史为稗史是不确切的。《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由于人们忽略了师古注文，于是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上册第278页）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职责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过去；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则显然是不妥当的。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野史本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自唐以下，相沿至今。第二，野史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二
一般说来，“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广弘明集》卷三载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其《七录目录》附录七种之二是：“《正史削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著录：“《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旧唐书·经籍志上》：“《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绪撰。”《新唐书·艺文志二》：“阮孝绪《正史削繁》十四卷”）。《正史削繁》可能是“正史”名称最早的由来。尽管《广弘明集》成书晚于《隋志》，但从它著录《正史削繁》一书详于《隋志》来看，其所据文献当早于《隋志》之所据。《隋书·经籍志二》分史部书为13类，以“正史”类为之首，著录历代纪传体皇朝史，并有小序概说其意。这是“正史”在历史文献分类上真正确立的标志。所谓“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或许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况。《隋志》成书于七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是五世纪和六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含义，只有从《隋志》说起。《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几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含义与《隋志》并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几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记言、记事、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含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含义，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刘知几以下受其影响最突出者，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釐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明人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裁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几《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
《隋志》以下，《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序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200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一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宽泛。本世纪以来，尽管这两种说法都有影响，但从主要倾向来看，所谓“正史”，即专指作为纪传体皇朝史的《二十四史》。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即“正史”的概念，千余年中，其含义或宽或狭，几经变化，最后以专称《二十四史》作为最有影响的确定的概念。近人先后增《新元史》而成《二十五史》，再增《清史稿》而成《二十六史》，只是姑妄言之罢了。1935年，顾颉则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高度评价了历代正史的史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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