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对其巨大变革感到惊异。80年代初，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受“四人帮”干扰较大的史学立即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对旧历史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检讨开始了。与此同时，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讨论。到80年代后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导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回顾和总结80年代史学思潮的更迭，分析其出现的背景原因及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不仅对研究中国当代史学史，同时也对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变迁及其基本趋势都有一定意义。本文将着重分析80年代史学危机的原因，探讨80年代历史解释理论的变迁和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一、80年代初的“史学危机”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危机。这场历史研究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导中国历史学家整理历史资料，划分历史发展时期，并为历史学家分析历史事件提供方法论的核心理论受到普遍质疑，被认为再也不能圆满解释中国和世界历史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注：正如一位学者当时所总结的那样，以阶级斗争加社会基本矛盾和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框架，“在解释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方面遇到众多难题，尤其难以从历史角度回答世界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例如，怎样解释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产业结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以至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趋势？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怎样认识波及全球的新的技术产业革命……怎样认识各民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因此）需要对我们原来理解的唯物史观和史学本体论进行一番认识”。参见庞卓恒：《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第55页。）其次， 不仅历史学家，而且广大知识阶层都对那些主要记述政治军事事件并深受路线斗争和极’左”思潮影响的旧历史著作感到厌恶，并呼唤新的历史写作模式和解答新的历史问题。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指出，过去那种侧重于农民起义、土地关系和统治阶层人物的旧史学正变得陈旧落伍。历史学家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目标的转移研究风习、文化生活、科学文明、人口流动和城镇的变化等等（注：吴承雍：《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转变》，1985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
80年代初出现的史学危机同托玛斯·库恩所描述的一门科学内部所发生的研究范型的危机类似。历史研究者不仅感到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解释理论不再有效，而且开始探索和提出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课题，出现了对主要历史解释理论--苏联式五种生产方式更替论--的挑战。过去得出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结论遭到种种责难。关于历史研究必须革新和现代化的讨论充斥于各种报刊文章。仅在1984年到1990年，就召开了六次全国史学理论方法论讨论会。80年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确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对于80年代出现的这场史学危机，人们曾提出了各种解释，例如：“文革”期间“四人帮”把史学导向了影射史学的死路，创建和运用这种理论的老一代历史家在历史研究的舞台上渐渐隐退，新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出现等等。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历史研究方式本身，包括历史家对历史事件或资料概念化的模式，提出的研究问题的性质，以及分析历史事件的方式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方面决定了所由产生的历史知识的形态和相对真理性。下文将对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在一些领域的基本范型做一初步分析。
（一）历史研究的对象及范围
对80年代以前中国史学出版物的分析表明，历史研究与著述围绕着多种多样的题目展开。然而的确有一些研究领域和题目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这些领域内的著述成为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竞相刊载的题目。50-70年代，大约有20个左右的研究题目成为我国历史研究的主导性领域。这些问题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产生于运用苏联式一元论历史观，即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分析整理中国的历史的过程中。例如：关于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开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等等。第二类是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注：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化动因的一般模式，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至今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引入曾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直到今天，即使在西方，马克思历史研究理论仍是一大批研究成果丰硕的历史家的思想源泉之一。80年代以前，在我国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历史研究理论方法可以称之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理论”。众所周知，这种历史理论是在从苏联传来的一元单线论历史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联版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研究理论的简化、机械化和普遍化。马克思历史研究理论中的许多真正富有生命力的科学要素实际并没有被苏联理论家包括进去。），即以阶级分析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例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意义，李秀成评价问题，清官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近代史出版物中，约有1／5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第三类涉及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例如：历史相对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注：详情参见钟城：《再谈史与论--回顾60年代史学界两个口号之争》，1979年2 月15日《文汇报》。）等等。第四类问题反映了试图对在运用苏联版本的历史观分析中国历史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如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和汉民族的形成等等问题。从对1956年到1965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题材和内容进行的数量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题材所占的大致比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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