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年子敏、 束世澂的文章《关于忠王自供原稿真伪问题商榷》，称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研究专家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非李秀成的笔迹，从而作出了《自述原稿》乃曾国藩伪造的论断。此说一出，就引发了一场关于《自述》真伪的大论战。其中有金毓黻《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景珩《关于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0日），丁云青《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文史哲》1957年第3、4期），孙观圻《关于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郑鹤声《忠王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商榷》（《文史哲》1957年第4 期）等。罗尔纲又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文，收入他编写的《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中。对这场争论，《人民日报》1957年2 月以《对“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争论》为题作了介绍。罗尔纲还就流传的太平天国的一些史料进行了考辨，并汇编成《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
然而到了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将《李秀成自述原稿》全部影印公布，《自述原稿》为李秀成亲笔似已不容置疑。就在这一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 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提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不应当作英雄歌颂。此文获得毛泽东赞赏。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戚文， 不久又转载了罗尔纲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一文， 从而再次引发了对李秀成评论的争议。戚本禹提出“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罗尔纲则认为戚文“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认为“李秀成没有投降”，《自述》是李秀成设计的“一条苦肉缓兵计”。史学界为此展开争论。由于政治原因，李秀成是叛徒的观点占压倒多数，自1964年下半年至“文革”前，各大报刊先后发表近300篇文章。“文革”中， 李秀成被打翻在地，斥之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败类，持异议的学者则被扣上“为叛徒开脱罪责”，“美化叛徒”，“为叛徒辩护”的帽子，遭到了残酷迫害。
（二）《兰亭序》辨伪
《兰亭序》历来被认为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和字，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两座东晋墓志铭，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1965年6月10日、11日，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书，而是王羲之后人的伪作。此说一出，反响极大。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出《〈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对郭文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但报纸不敢发表。高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将高文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为此给郭沫若写信，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郭才同意《光明日报》刊登高文。随即郭沫若又写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文物》1965 年第9期），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文汇报》1965年8月9日），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学术月刊》1965年第8期）等； 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有张德钧《申论〈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1965年9月25 日）及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光明日报》1965年9月26日）， 龙潜《揭开〈兰亭序贴〉迷信的外衣》（《文物》1965年第10期）， 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文物》1965 年第10 期）， 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2日），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2日），张德钧《〈兰亭序〉依托说的补充论辩》（《学术月刊》1965 年第11 期）， 伯炎甫《〈兰亭〉辩伪一得》（《文物》1965年第12期），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文物》1965年第12期），甄予《〈兰亭序贴〉辩妄举例》（《文物》1965年第12期）等。虽然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定论，但确实给沉寂的辨伪学带来一些生气。可惜的是，这场学术论争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文革”所斩断。
五六十年代的这两场辨伪之争，虽然是学术问题，但由于或多或少渗入了政治因素和压力，因而难以畅所欲言，实话实说。
三、新时期中国文献辨伪学的多元发展
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到本世纪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多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辨伪理论进一步深化，方法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宽广，成果空前增多。文献辨伪学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仅在学科体系上基本定位，而且走上了大学和研究生课堂。可以说，文献辨伪学已进入了繁荣阶段。
文献辨伪学的繁荣来之不易。一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举国上下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地位提高，使辨伪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学者们敢于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以求实求真的态度考辨典籍文献和史实；三是对于多年来在“左”的路线下，特别是在“文革”中随意歪曲历史、歪曲史料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加重了辨伪学的责任和任务；四是70年代几次重大古文献出土造成的冲击波，使人们不得不对前人的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也为80年代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一）出土文献的冲击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出土文献促进了本世纪初文献辨伪学的发展；那么，70年代几次重大古代文献的出土，又成了80年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契机。
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有《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编年纪》、《日书》等10种秦简；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与《孙子》有关的竹简文献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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