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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历史回想

时钟滴答。我们正在走过今天,走过1999,走进21世纪。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回首以往,我们会发现自己正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聚合点上:两极对抗的冷战刚刚结束;经历了无数灾难与变革的20世纪进入尾声;50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促生着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人类开始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无疑,这是一个非凡的世纪之交!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似乎都正在这里沉淀,同时又在这里漩起。以往,多数世纪之交都仅仅是时间流淌的一个标志。而今天,人类却真正地面临着一场变革。历史似乎格外关爱我们这些此时此刻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给了我们一个认识她、梳理她、廓清她真面目的机会。本文旨在把握住这段历史的脉搏,探究过去,展望未来,和读者一起记下本次世纪之交这真正“千载难逢”的一刻。
    
    在已经过去的重大历史变革中,离我们最近,对我国内政外交影响最大的是持续了40余年的冷战。冷战展示给我们的突出特点是席卷全球的东西方对抗,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竞争。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就会发现,冷战从根本上讲是近代以来欧美大国争霸的继续和顶峰,同时也是传统的欧美霸权时代的终结。
    同以往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一样,冷战依然是以欧洲为中心。冷战虽然具有世界规模,但归根结底是一场“欧洲战争”。欧洲以外地区的对抗和冲突,尽管其激烈程度不逊于甚至超过了欧洲,但都没有能够取代欧洲在冷战中的中心位置。欧洲的事态决定着冷战的进程。欧洲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始作俑者。〔1〕(P61~63)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的种种规则和范例,到19世纪维也纳体系所制造的“欧洲和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的勉为其难的脆弱均势,到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系支配的战后世界,欧洲在全球事务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欧美各大国围绕欧洲领导权的你争我夺构成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演化的主线。冷战启始于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最后又以东西方阵营在欧洲对抗状态的结束而告终结。从这一角度看,冷战是几百年来欧美各大国争夺欧洲战略主导权进而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的继续。
    冷战的全球性规模、军事投入总量与核战争危险把围绕欧洲主导权所展开的争夺推向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就卷入冲突的国家而言,冷战的规模超过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都为这场以欧洲为核心的冲突付出了代价。从军事投入上看,敌对双方的耗费总量已经超过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二战期间军事投入的总量。从1946年到1991年这45年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48,185亿美元之巨。苏联仅在1951年到1974年这24年的时间里,军费开支即达10,403亿美元。如果再加上美苏双方同盟国的军事投入,冷战的军费开支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核军备竞赛更是把欧洲和全世界置于核毁灭的恐怖之中。它们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布下的核武器足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几次,可以说把战争能力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近代以来欧美大国传统的霸权时代的终结。这种霸权时代的突出特点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国家的分化组合为壁垒,以军事力量为寻求霸权的主要手段。冷战的结束使这一传统的霸权时代成为过去。
    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也最终丧失了它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位置。事实上,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欧洲列强就由于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开始丧失对欧洲事务的协调能力,并由此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都是凭借美国和苏联这个欧洲核心圈以外的力量才得以平息下来的。但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位置并没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改变,冷战仍把欧洲作为主战场。然而,正是在冷战期间,欧洲以外的战略力量有了迅速发展,世界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70年代的中美和解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冷战的世界格局,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加剧了两极格局向欧洲的萎缩。尽管80年代初里根上台之后重又竭力推进两极对抗,形成对苏新的战略攻势,但欧洲的事态已不再能够左右世界的事态,冷战已经越来越成为欧洲的冷战了。以苏东巨变为标志的冷战在欧洲的结束并没有能够使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第二,欧洲国家本身的历史性变化也为欧美大国传统霸权时代的终结注入了推力。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之间的此消彼长、你争我夺一直主导着世界秩序。这种历史现象是欧洲力量的象征,也是欧洲悲剧的根源。这种悲剧包括一战和二战给欧洲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生灵涂炭,也包括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充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前线的命运。美苏都把欧洲国家当成了威逼对方的“人质”。这种处境迫使西欧国家捐弃前嫌,走上了“化干戈为玉帛”的道路。从1952年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开始,到1958年建立欧洲共同体,直到1993年发展为欧洲联盟,它们消除了彼此间的战争危险,重新塑造了对欧洲事务的协调能力和机制。这样,欧洲已不再是近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是非之地,而是超越了历史纷争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共同体,同时也是全球事务中日渐统一的一极。以西欧国家的分裂和对抗为基础并把其他国家卷入其中的世界性冲突已成为过去。
    第三,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终结使以军事力量为支柱的霸权时代最终成为过去。弄清苏联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准确判定冷战性质的关键。苏联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改变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并由此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心中的希望和旗帜。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得益于苏联的榜样作用和多种支持。但是,苏联最终又被证明是一个传统的霸权国家。苏联领导人同沙皇俄国的决策者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一直把对外扩张作为国家战略的基石,为此调动所有社会资源,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社会主义学说往往被他们当成剥夺他国主权、实现苏联意志的工具。随着对外扩张的步步得逞,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领路人的意识形态光环也逐渐散去。最后支撑苏联国际地位和世界霸权的只是赤裸裸的军事实力,而这种军事实力又是靠牺牲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来维持的。当新技术革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蓬勃兴起,社会生产力进入新一轮更新换代时,苏联领导人却在传统的扩张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在阿富汗陷入了“越南战争式的泥潭”。当80年代初中国已经从极“左”路线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实现了根本好转,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之后,苏联领导人却仍然对其几十年霸权战略的积弊之深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在面对80年代美国发起的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挑战时,苏联因负担过重、欠帐太多而无力应付。尽管其新的领导人用尽了浑身解数,不但在外交上作出了一连串让西方领导人都感到意外的让步,而且还按照西方的愿望迅速改变了社会制度,苏联这个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支撑的超级大国还是轰然倒地了。从这个角度看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终结并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之争的最后结局,而是战后以来苏联领导人僵化、过时的战略观念所致。
    近代以来,军事力量的确在欧美大国的纷争与霸权中一直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但冷战期间,当美苏两霸的战争能力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时,它们控制世界的能力却反而下降了。原因在于非军事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讲,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市场力量开始挑战国家力量的主导地位,“经济战”因而取代“军事战”成为民族国家的主战场。1961年经合组织的建立,1975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召开与制度化,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苏联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仍然在其传统的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它赖以称霸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倒成了它生存下去的负担。美国在冷战中并不是没有失误,越南战争就是由于美国领导人的固执、僵化和愚蠢所造成的一个历史悲剧。但是战后美国经济虽然时有波折,却在总体上一直保持增长,并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在新技术革命中走在前面,因此得以弥补美国领导人的过失。苏联的领导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冷战的终结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20世纪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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