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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再举一个用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作思想史资料的例子。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大约很少有人去关心地图，但是却有人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九州”、“中国”、“世界”和“列国”的概念，他们从传世的文献如《诗经》、《史记》，一直到《海国图志》等等文献中，找到古代从邹衍到魏源等等关于世界、中国的种种观念加以分析，描述了古代中国关于世界观念的变化。可是，最直接反映中国人这种空间政治观念的地图，却很少有人使用（注：但是，研究地图的学者也很少关心它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如姜道章在《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这篇相当仔细的综述中，也没有提到对中国古地图的思想史研究，《汉学研究通讯》十七卷第二期，台北，1998年。而日本学者在关于中国古地图的研究中，虽然涉及了这一问题，如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第203页，讲谈社，1974年，1994年。 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ツチ系世界图--主とつて新史料の检讨），载《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论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但是，都没有深入追究。倒是在事关日本历史时，却讨论了一些可以算是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如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东方学报》四十一册，京都，1970年。）。其实，在各种曾经命名为“海内”、“华夷”、“朝贡”、“禹贡”、“万国”、“世界”的地图名称的改变，和现存的各种标志着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下”范围的地图的大小变化、位置挪移和方位改动中。很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是如何从一隅渐渐扩大，而“中国”如何从笼罩天下缩小到万国中的一国，自己所在的地域位置是如何从中心向边缘移动，而“四夷”如何从依附在中国衣襟边缘的琐缀变成了雄踞四周的国家（注：有趣的是，在中国最早可以反映非中国中心的地图中，佛教的地图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佛祖统纪》中，佛教徒志磐所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等三幅，就构造了由三个中心组合的世界，但是，这种地图的格局却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被主流地图绘制者接受，从这背后，是否也可以看到异域文明在中国的命运？参见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载《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其实，关于地图的话题还可以说到很多，比如古代的上南下北，何以变成了上北下南？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何以还要把大明国放在中心？而明代上起皇室下到文人为何并不对“把中国画得如此小”而愤怒？明清海防图为什么总是将陆地画在上而海洋画在下？正像有人说的，“每一个人类共同体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其实，每一个时代也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世界地图”这个图像下面，潜藏着相当多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以及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思想史内容（注：更进一步说，如果用福科的思路，那么，“领土”、“区域”、“移动”不仅是地理学概念，而且是法律、经济和政治概念，他说，在这些“领土”、“区域”、“移动”等等地理学处理的概念下，“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权力的眼睛》，中译本2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因为，空间性的地图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历史上的各种地图的变化又构成了观念的变化，而当它的绘制方式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那么，它的合理性又将以常识支配着人们的习惯。人们将会通过地图上设定的空间确立自己对“国家”和“历史”的认同，并划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注：比如说都市与乡村、首都人与外省人、中原与边地、沿海与内地、上只角与下只角、江南与江北等等，这些地理概念表面上只是方位的指示，但实际上又隐含着文明、经济、政治上的价值等级区分。因此现在的地理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它的三个维度是历史、空间和社会。）。所以，如果地图也成了思想史的重要材料，那么，在各个文物收藏部门中的各种地图，将不再仅仅是一种被收藏的“文物”，它的“价值”也不再仅仅是由于它的年代（注：其实这一思路，其启迪一半来自文物收藏，有一次，参观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地图，在那幅巨大的地图面前，我想到的恰恰不是它的文物价值，而是它对思想史的另类意义。）
    五
    思想史无疑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因此它不可能笼罩各种历史，但它却可以容纳更多的资料。以往，在思想史写作中，虽然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也曾经被使用，但肯定还远远不够，这主要是因为，思想史的写法还没有更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写作中，传世文献中的精英和经典已经相当充分，于是，常常有人会想，思想史还有必要在已经汗牛充栋让人眼花缭乱的传世文献之外，去旁涉那些考古与文物么？考古与文物能够改变思想史的主脉并使它出现根本的变化么？引入这些资料是否会把思想史变得漫无边际？但是，现在的思想史写法却可能会给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它使思想史家有可能意识到，仅仅依靠传世文献，不仅并不充分，而且由于时代悬隔，那些几经复制和印刷的文本已经不能使研究者身历其境地重建当时的心情和语境，也不可能发现隐藏在社会生活背后的更深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思想史家们应当如何充分地应用这些考古文物，并且把它恰如其分地安置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