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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上文中曾经说到，司马迁对于从尧、舜的禅让到汤、武的征诛，再到战国及秦的凭藉暴力夺取成功，是作为历史之变来说明的。那么，在这样的变里还有没有常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迁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的。他在《五帝本纪》中讲尧、舜、禹之间的禅让，那是直接以人心的向背来说明君主的政权的得失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不须赘述。司马迁写商汤和周武王的战胜并取代桀、纣，直接手段当然是战争。可是如果细读《殷本纪》和《周本纪》，那就会发现，夏桀与殷纣的势力都曾经远比商、周强大，商汤及周文王（西伯）曾经分别被桀、纣关进监狱。商汤与周文、武的由弱变强是靠了行善积德，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与诸侯支持的结果。[2]（P93-95，P116-117 ）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他更明确地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2]（P759）。这就是说，汤、武都是首先依赖修行仁义取得民心， 然后才用武力夺取王位的。秦的情况又如何？司马迁已经说过“秦取天下多暴”，那么，其中也有人心向背在起作用吗？据《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之初，秦民多有以为不便者，可是太子犯了法，其师傅也受了刑罚，所以法令被遵守了。“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2]（P2231）原来商鞅变法也有其得人心的一方面。《秦始皇本纪》又引贾谊的话说：“秦并海内，兼诸侯，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功定威，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2]（P283）这说明， 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在争城夺地，不惜残民以逞；秦虽多暴，但还有其法治与公平的一面，比较能得民心。秦得天下后本来是有可能长治久安的，可是秦始皇与二世仍旧实行暴政，这样就丧失了民心，从而招致了速亡。归根到底，还是人心的向背在秦的兴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人心向背就作为一个政权兴亡的恒常因素，在从尧、舜到商、周以至于秦之统一的长期变化过程中一直都起了作用。所以，在这种变里是有常的，而且常正是以不断变化的形式起了作用。
    司马迁发现并说明了历史上的由变而通而常，这就是他作到了通古今之变，因而也就是成了一家之言。
    赵光贤教授为我国先秦史名家，成就卓著，素为学人所敬仰。今年欣逢先生九秩荣庆，谨以此文祝先生健康长寿。
    原文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郝懿行。尔雅义疏[M].清经解：第7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
    [4]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 董仲舒。春秋繁露[M].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