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结束和《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甲午战争惨败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是近代中国国防转折的重要关节点。研究甲午战争史，检讨海战的成败得失，成为一代代学人的重要使命。
战略差异导致不同结局
甲午海战起自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终于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陷落，历时近7个月，北洋海军最终全军覆没。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丰岛、黄海、威海卫三场海战，然而三战皆败，未击沉一艘日舰，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第一，甲午海战是两种军事体制的较量。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军事体制，以确保军政、军令畅通。战前，日本组建了最高指挥机构——战时大本营，负责统筹对华的一切陆海军用兵、作战事务，确保作战指挥体系流畅运转。单就日本联合舰队来说，其编制、指挥体系也是高度近代化的，优于北洋海军。反观清朝海军，依然采用封建式军事体制，各部门事权不一、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臃肿、低效、职能重叠是其典型特征。战争爆发后，清廷未组建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陆海军各自为战，各省孤军抗日，很快就被海陆联合的日军各个击破。单从火力配置、军舰性能来看，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相差无几，但科学技术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依附特定的社会体系才能发挥最大效能。甲午海战的失败，绝不仅仅是军舰机动性、火力强弱的简单叠加，更深层的是对清朝制度的拷问。
第二，甲午海战是先进海军战略战胜落后理念的典型案例。在甲午海战中，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具有鲜明近代特色的海军制胜战略，将争夺制海权、海上决战视为关系战争全局的头等战略“命门”，争夺黄海、渤海的制海权。这是日军按照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思想而制定的进攻性战略，从一开始就居于主动而有利的态势。与此相反，清廷自始至终未提出明确的海军战略，只是谕令北洋海军固守渤海湾，从而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拱手让与日军。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秉持“建威销萌”的海上威慑战略，提出“保船制敌”方针，导致北洋海军始终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地位。两国海军之所以制定了截然相反的作战方针，与本国海军界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战前，无论中国学术界还是军界，对海军战略理论的认识还停留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方兴未艾的海权论、海上决战理论一无所知。日本则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并在甲午海战中坚决贯彻执行。
第三，战术贵在创新，忌墨守成规。19世纪中叶后，以蒸汽动力为推进方式、以后装线膛炮为舰炮的铁甲舰成为海军新宠。随着军舰机动性和火力的提升，海军战术由传统的战列线战术变为新的机动战术，单纵队队形成为最实用有效的战术队形。在黄海大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大胆采取机动战术，将12艘军舰按照航速编成两个单纵队战术编队，最大限度地发挥日舰机动性好、侧舷舰炮火力强的优点，重创了北洋海军。北洋海军则墨守风帆时代的冲撞战术，采取机动性差的“犄角雁行阵”，陷入被动挨打的险境，不得不吞下惨败的苦果。
挖掘多种原始史料
研究和反思甲午战争，必须建立在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甲午时期的清朝军政大员和爱国士人，多为战争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其文集、日记中的如实记载或所见所闻，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资料。在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地方志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但学界对甲午期间方志史料利用得还不够，需要大力发掘整理。出土文物是历史的“活化石”，是第一“信史”，须予以高度重视。打捞出水的“致远”舰文物，将有助于解开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此外，尤须注意整理发掘相关满文档案。
甲午战争期间和战后，在华外籍人士撰写了不少游记、回忆录，其中不乏记载日军残暴行径的史料。例如，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的《在龙旗下》保存了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的一手资料，成为控诉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证。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徒阁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记》，详细介绍了清军将领左宝贵的治军和牺牲情况，还记述了日军在奉天制造的许多暴行。
甲午战争吸引了众多中外报纸的关注，《申报》、《字林西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纷纷刊文报道战况。这些报纸也是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值得深入挖掘。此外，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翻译的西方军事教科书、军事理论专著的研究，可以从学术史上看出中日海军在学术积累上的巨大代差。因此，晚清军事教科书、译著亦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日本作为甲午战争的挑起者，保留了大量原始的战争档案，是研究甲午战争史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近年来，日本公开了很多相关史料。中方关于甲午战争史尤其陆战史的档案史料不多，日方档案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是必须重点利用的资料。英、俄、德、法、美等国都是甲午战争的“见证者”，英国远东舰队一直关注甲午海战，俄国参与斡旋中日在朝争端，英、德是北洋海军主力军舰的两大制造国，近代中国海军船舶制造业、海军学堂则打下了深深的法国烙印，美国记者曾对日军在辽东半岛的战役做过详细战场报道。国内学界对这些档案的发掘利用还远远不够，有必要加强。
扭转“重海轻陆”现象
120年来，有关甲午战争战略战术、海陆战役、武器装备、教育训练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前东亚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下来反思甲午战争史研究，正是历史给予今人的宝贵财富。
回顾甲午战争史研究，可着力点依然不少。例如，对中日双方决策机制、指挥体系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有关甲午战争中陆海协同、抗登陆问题的探讨，日本对华的情报战、舆论战、心理战，甲午时期两国的军事后勤保障问题、中国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等等，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长期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存在“重海轻陆”现象，亟须加强甲午陆战史研究。对甲午陆战战役，以及中日双方陆军的战略战术、指挥官能力素质、战斗精神、陆军武器装备等问题的探讨，都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海战历来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热点，成果颇多，然囿于史料和研究方法，有创见的观点并不多见。北洋海军的战略战术一直是研究重点，但从海军学术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此外，海军官兵战斗精神、鱼雷艇编队运用、北洋海军与列强远东舰队的横向比较等问题，亦是值得开拓的领域。从新的视角来考察黄海海战战术、旅顺大屠杀、“致远”舰沉没之谜等个案，其现实价值所关尤重。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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