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铭刻内的天象记录，是年代学研究十分重要的依据。对这类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间确定关键性的绝对年代点，对年代学起重要的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如张文所举，有埃及年代学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记录，两河流域年代学上的金星泥板等。大家知道，有金星观测记录的楔形文字混板的出现对汉谟拉比在位年代的推断，起了可称是革命性的影响，而汉谟拉比年代问题在整个古代近东年代学中是至关重要的。
张文说：“根据古巴比伦王朝第十位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一--十年有关金星观测记录，是确定古巴比伦时期绝对年代的关键所在。现代天文研究对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种公元年值，巴比伦第六王汉谟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现了多种选择。鉴于汉谟拉比时代丰富的史料与考古遗存以及研究方法的应用，为阿米嚓杜喀绝对年代的最后选定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这已经显示出天文学推算怎样与文献学、考古学及科技测年方法互相配合。在专著《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中，收有金星泥板的释文，并作了详细论述。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一些研究成果之间，甲骨文武丁、祖庚日月食的推算，其学术价值堪与埃及的天狼星记录、两河流域的金星记录相媲美。武丁是殷商名王，他的历史地位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相埒。经过研究，已获得与甲骨分期顺序全然一致的武丁时期五次月食的唯一解，使武丁的在位年数有相当准确的估计。
第四，年代学研究有时有某种假设，该假设是根本的、必要的，却没有充分论据去证实。有些天文历法的推算，就有着这样的假设。
古埃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记录的推算，是很好的例子。孙小淳在介绍古代近古年代学中的天文问题时说：“用天狼星偕日出定年代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假设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阳年从未有过调整。……古埃及民用历法明明分一年为三季，为尼罗河泛滥期、冬季和夏季，如果不作置闰的调整，那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实际季节符合的，……严格说来，只有天狼星周期1460年中起始的那一年季节才真正地名副其实，这对注重农业的古埃及人来说同样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变的民用太阳历的假设之上。自从1904年德国学者梅耶尔提出这种假设之后，埃及年代学的大厦就逐步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这种假设，于是假设竟成为公理一般；而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就无从谈埃及的天文年代学。”
中国年代学的天文历法推算，也有一个假设，便是纪日干支的连续性：纪日干支依照六十日一周循环，自上古到今天，没有调整也没有间断。如果离开这个假设，也无法谈中国的天文历法推算了。好在前述甲骨文日月食的唯一解，尽管不是这一假设的充足证明，仍能使我们相信纪日干支的连续能够上溯到商代武丁这样早的时期。
第五，就目前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者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选择而无所适从。中国古代的年代学，在这一方面亦不能例外。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各种科学，从来即是向真理不断趋近的过程。有人试想以简单的方式一下子解决好多疑难问题，甚至宣布已经掌握了年代学的全部秘密，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努力争取的，是我们在当前主客观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好成果，无法避免所谓“年代学上的无奈”。
在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项是我们不能采取的，即“同时期参照法”。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并时存在，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联系，可以互相对照补充。中国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广袤的王朝，具体情形与外国殊有不同。我们在当时中原与边远地区的考古研究中，也经常运用对比参照的方法，但和外国年代学上的“同时期参照法”究竟是不一样的。其余外国年代学的研究途径，我们都在采用。我们还在进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测年实验，是国内外还没有人尝试过的。
现代意义的古代年代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需要不断吸取借鉴外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经验。为此，我们要对“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更确信，中国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将会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探讨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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