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由于其研究对象、历史研究的观念和视角新颖，全球史研究在80、90年代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的影响大增，并在1995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以“‘全球史’是否可能?”这样一种设问的方式进入国际史坛主流。
全球史学者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已任，主张从月球上观察地球，符合力图破除欧洲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心意。同时，由于全球史研究强调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吻合了吴于廑世界史体系构想中关于“横向联系”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史研究在中国没有经历“是否可能”这类质问，便很快地发展起来。如果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为起点，中国历史学者有计划、系统地引进、学习和研究全球史也已有了十年的时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今，中国的很多历史学者即使不是专门研究全球史，有时也会用全球的视角审视一下自己的领域。可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全球史学的受益者。
不过，现在到了该结束“拿来主义”的时候了，全球史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本土化程度，即它与中国历史学原有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这对于全球史将来到底是成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中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资源，还是仅仅发展为一个专门性的历史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球史的本土化需要经受学术批评，经历与“是否可能？”相类似的质问
我们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包括：
第一，反对欧洲中心论与“去”资本主义。
全球史学者一反西方长期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来阐述世界历史趋势和组织世界历史知识体系的传统，形象地提出要站在月球来看地球，表明全球史研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对近代早期西欧崛起的新认识。根据全球史观，西方的兴起不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反而，近代早期的西欧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亚洲。西方人只是用美洲的白银才买到了登上亚洲经济发展快车的车票。西方在与东方的竞争中胜出，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这种解释比过去的西方历史学者处心积虑地从西方内部寻找其崛起的原因，历史视野更加广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欧洲中心主义。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全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不愿正视，甚至有意否认西方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力量对西方兴起的重要作用，这使它失去了深刻洞察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能力，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贡德?弗兰克几乎否认欧洲历史上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东西存在，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西方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死结”把它抛弃。这种思想对我国学者也有不小的影响。但是，刻意强调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对欧洲发展的意义，而轻描淡写欧洲自身的变化，把近代早期的全球交往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割裂开来，甚至“去”资本主义，这种思维方式不见得比过去的西方人专门寻找自身的独特性来解释西方的兴起那种思维高明多少。实际上，在去资本主义以后，全球史对西方发展的解释更容易流于表面，它无助于说明欧洲人为什么要拿美洲的白银买亚洲的车票，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能爬到亚洲的背上，并最终站到亚洲的肩膀上。
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理解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为了破欧洲中心论而扔掉这把钥匙，得不偿失。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它的“初级阶段”。在原始积累时期，它是野蛮的、粗鲁的，它在生产能力上不如在亚洲早已发展成熟的个体小生产。在历史初期，它需要搭乘亚洲经济的快车不难理解。但是，这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新的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无限的潜力。事实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改变了世界，并且根据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在与非西方世界的交往、征服过程中逐渐实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与承认全球交往对西方兴起的作用，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否认资本主义，就只能看到近代早期全球联系的表象，而破除欧洲中心论便缺乏历史基础。
第二，在世界历史发展“纵”、“横”关系的结构内，吸收全球史研究成果。
在阐述世界历史时，吴于廑专门讲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以及纵横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纵向发展指的是生产方式的交替演进，那么，横向的发展主要是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纵向发展规定和制约了横向的联系，而后者又反过来可以促进纵向的发展。可见，纵向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就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而言，纵向的发展主要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由于全球史研究的重点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使中国学者从一开始便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史对中国世界史体系建设的意义。刘新成先生积极推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就是想把全球史当作可以为“横向”研究提供借鉴的“宝贵资源”。
不过，从实践来看，学者们对全球史的认识具有脱离纵横发展框架的倾向，甚至拿全球“互动”这种形式的“横向”历史，排斥资本主义在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情形可能与当初欲借用全球史来充实“横向联系”的目的发生矛盾。如前面所述，如果否认了欧洲资本主义作为近代早期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否认了资本主义对全球交往的推动作用，那么，这实际上消解了“纵向”发展的意义。而开始时仅仅当作“工具”拿来为我所用的全球史，最终可能拆散吴于廑所设计的纵横关系的结构，并把自己逼入理论上的困境。
第三，要认识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互动”的局限性和欺骗性。
在全球史研究中，“互动”既是它的视角，也是它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作为一个视角，“互动”的视角消除了以往单向的，而且常常表现为西方优势的倾向性。作为全球史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互动”还使我们看到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隐匿的一方参与塑造历史的作用。
但是，“互动”是有局限的，它只能适用于平和、平等，以及互惠于双方的那些联系和交往，比如贸易、文化、信息、技术、物种等等的交流。而不对等的，甚至用暴力的手段强迫而成的关系，“互动”这个概念是不适用的。然而，全球史学者竟然把军事侵略、殖民征服和统治等这类暴力行为归在“互动”之内，结果，暴力的负面特征被淡化。这对于像中国这样有过被殖民、被侵略经历的民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一位全球史学者曾说，全球一体化进程并非首先在西方设计好而后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尽管是以不对称、不对等的方式。印度、埃及、阿根廷、中国、波斯，还有非洲，无一例外地成了西方人扩张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但若没有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的帮助，帝国主义也不会存在。这些人还追求复兴大计，而这同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体系有吻合之处。它们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加强或创立自己的政权、利用自己的地利来讨价还价、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入侵的契机，来学习借鉴西方的统治方式为地方利益服务。所以，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在这个历史解释中，“互动”成为替侵略行为、殖民统治开脱罪责的工具。
另一位著名的全球史学者认为，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是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核心因素。但权力不等于暴力，文化知识体系本身就包括了权力。在近代早期，欧洲人的文化知识体系要比其他民族所拥有的更加庞大、丰富，其文化要素包括基督教、现代自然科学和商业惯例，这就保证了西方文化的优势，使得欧洲文化传统拥有异乎寻常的扩张机会。但权力并没有赋予欧洲人把自己的文化选择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主要取决于“输入方”如何选择。在这里，“权力”把“暴力”包装起来，而“文化知识体系”又把“权力”包装起来，经过层层包装以后，暴力就被深藏了起来，而欧洲人在其他民族中之所以能行使“权力”，那也是后者的选择。
可见，“互动”所指本应有其限度，当它包容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掠夺和暴力征服时，它也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概念，它实际上挑战着我们已有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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