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展了有关中国近代化的讨论。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助于对近代中国发展趋向的认识与把握，因而逐步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下面就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中的几个要点予以综述。
关于对中国近代化内涵的理解
一般说来，中国近代化（或称现代化）应指从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化。史学界较多学者持此看法，只是在表述上略有不同。有的学者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上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化是人类社会由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小农经济社会，向近代民主制大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变革过程，工业化、民主化、革命化，是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或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就是指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于是，不少学者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不同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概念，说明两个概念均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
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对“近代化”、“现代化”应依据其内涵加以区别。这种观点认为，应当对中国近代一百一十年间的近代化过程加以分段区分，1919年以前的80年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而此后三十年则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准备条件。因此，“近代化”是指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而“现代化”则是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加以区别。与这种观点相联系的是，有的学者主张以时代主角的变迁来确定近代化的内涵，认为近代中国前八十年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后三十年是无产阶级跃居近代化主角，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化。尽管这两种观点不乏新颖之见，但也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前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应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来确定近代化的内涵。
关于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化关系的阐述
在对两者的关系上，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现代化是融为一体的，中国社会内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以及由这种趋向而形成的近代化的进步潮流，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抗拒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这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核心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但它们又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有的学者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近代化分为先后两个顺序，认为只有先争取独立才能谈得上近代化，指出中国走向近代化，如果民族不独立，只能是殖民地化，是畸形的近代化。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列强恩赐给我们的，而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这只有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独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至于有的观点认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而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说法，则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不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关于与近代化有关的人物与事件的评价
从近代化的视角评价近代人物与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仅1986-1997年间史学界就分别先后召开了康有为、孙中山、张之洞、严复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探讨近代事件与近代化的论著也是层出不穷。
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评价的“度”的问题，即对有条件从事办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应当怎样适当地评价。有的学者指出，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势力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迫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因此，无限拔高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而去任意贬低把主要精力投入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这是对近代化标准的片面理解。许多学者既不同意以往那种只肯定近代革命运动而贬低或否定改良运动的说法，也反对近几年出现的那种认为改良要比革命好得多，甚至讲清末新政要优于辛亥革命，进而主张告别与背离革命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不应当把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改良是社会革命的准备和前奏，革命是解决改良所无法解决的那些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中国近代的进步政治运动，不管是温和的改革，或是暴力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近代化这个目的。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类型
史学界普遍认为，世界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历程又不尽相同，类型也有区别。因此，许多学者近年来注重探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类型，以求揭示中国近代化的特点，促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向深层次拓展。
有的学者把英、法、美等国率先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而逐步实现的近代化、现代化，称之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或“内发原生型现代化”。把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而进行近代、现代化探索的国家近代、现代化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外发次生型现代化”。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属于后一种类型。这种现代化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移位，而是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被迫由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有的学者则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称为“防御型现代化”，指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近代化、现代化运动，从而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合到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可见，关于中国近代化类型的探索，有助于对中外近现代化历程的比较和阐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起步的动因及发展方向。
此外，不少学者还专题研究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现代化问题，使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正是在史学界愈益重视对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氛围中，胡绳先生呼吁“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希望能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使中国近代化史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恰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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