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长林已经指出，中国人关注马可·波罗的研究可以上溯到近代第一个驻欧使臣郭嵩焘。他在使欧期间曾注意过欧洲的马可·波罗研究。早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四（1877年12月8日）的日记中， 提到了往来希腊、埃及“掘土搜求古碑”的意大利人舍利曼告诉他：“元世初定中国，有意大利人马尔克波罗随世祖入中国，……居二十二年，至河南见犹太人传习摩西教，亦不详其所始。”他认为天主教在元代已肇其端，并“开近时罗马传教之先声”（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91 页。 ）。 光绪四年三月初一（1878年4月3日），郭嵩焘出席英国新任外相的茶会上，结识了“马尔克波罗书”的注释者优诺，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马尔克波罗随元世祖入中国，为西洋人入中国之始。所记风土人情，西洋多不之信，优诺（今译玉尔）为加注释云。”以后，这位被郭嵩焘誉为“考求东方学问者”，还把自己注释的《马克波罗游历中国记》，送给了郭嵩焘（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24、830页。）。三月十二日（4月14日），英国探险家贝柏从云南赴印度， 贝柏有关云南的记录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重视，郭嵩焘认为：“元初马哥孛罗亦由印度通西域以达云南，人多疑其记录之非实，至是见贝柏所行游多与之比合，乃皆喜。”（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40页。）
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清传教士编译的汉文文献中留下了不少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事迹的介绍与研究，曾受到过晚清学者的关注，而这一点却未能引起今天研究者的重视。
此举1885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所撰《西学略述》一书为例。 该书分10卷，卷1训蒙，卷2方言，卷3教会，卷4文学，卷5理学，卷6史学，卷7格致，卷8经济，卷9工艺，卷10游览。卷10 的“游览”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旅游，而是西方历史上的地理探险。分航海遗闻、多禄某书、回人肇纪来华、波罗来华纪游、欧人西觅新地、游览直北来华水程、古革东游、欧人游览亚非利加全境等目。其中记述了古希腊时代的航海活动，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库克的环球航行等。在“波罗来华纪游”一条中写道：“当元世祖朝有意大利之威尼斯城商人波罗，同其一弟携诸宝石先驾船至希腊京都，由黑海行抵俄罗斯境界口岸，舍船登陆，至弗罗加河边城内售于元成吉思罕所分封嗣王处，获利甚厚，嗣偕其弟又沿里海北滨至薄哈拉地方，习土耳其人语，时遇成吉思罕孙波斯王胡拉古有，遣赴上都，奉书于世祖之使波罗兄弟，乃与使者偕行，至元二年抵上都入觐世祖，颇蒙优待，后世祖命其兄弟回国，往见罗马教皇，请巧匠百人偕来上都，以便使国人习其技艺。波罗与弟于至元六年始返故乡，计其离家出游使九年矣。有波罗去后遗生一子，名曰‘马哥’，始识若父与若叔父焉。惟时教皇告殂，请匠一举，祗可暂为罢论。波罗乃复与弟并子马哥遵路东回。至元十二年，三人偕抵上都入见世祖复命。时世祖极赏识马哥聪俊，后即常俾衔命使江南北及印度等处地方。迨拟嫔主于波斯王，时择奉主同行之臣，马哥与其父若叔实皆而选中，爰由闽之泉州登舟驶越印度，抵波斯海湾，闻波斯王已薨，复得世祖恼问，马哥乃与其父叔定议，辞主西归故土。元贞元元年始抵威尼斯城。马哥生平游历著有成书，初出时人争购率以先睹为快，故其书译有法、德、意三国之言语文字，以便欧洲人披阅，今犹有多人称道之者。”（注：艾约瑟：《西学略述》卷10，总税务司署1886年版，第123-124页。）这一段记述几乎全文被1902年鸿文印书局出版的《世界豪杰谈》杂论部分的《首通中国之巨人多禄某、瓦合白、亚不赛得、波罗传》所收录，表明艾约瑟有关马可·波罗的介绍与评价已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注意。
三
马可·波罗学是一门跨国性的历史和地理学科，作为它的中心内容之一的中国部分与我国的历史和地理关系尤为密切。在中国马可·波罗史研究史上，笔者认为，中国人最早对马可·波罗的介绍的时间起码应从1874年提前21年，即以1853年10月《遐迩贯珍》第3 号所载《西国通商溯源》一文为开端，有关中国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的论著目录中，还应该填入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郭嵩焘的《伦敦和巴黎日记》和艾约瑟的《西学略述》。洪允息在给《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的译注中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至少有过7个汉译名， 如最早的在1874年始用的“博罗玛格”、1910年始用的“马可孛罗”、1913年始用的“马可博罗”、1929年始用的“马哥孛罗”、1935年始用的“马哥波罗”和1936年始用的“马可波罗”（注：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笔者这里可以补充的汉译名有1853年的“马歌坡罗”、1854年的“波罗马可”、1874年的“马格博罗”、1877 年的“马尔克波罗”； 洪允息译注中1929年“马哥孛罗”的译名，在50年代前的郭嵩焘的日记中就已出现过，1878年郭嵩焘日记中还有过“马古波罗”、 “马克波罗”的异译名；1885年还有艾约瑟的“马哥波罗”，较之洪允息列出的1935年要早半个世纪。即使1936年始用的“马可波罗”四字，在80多年前的汉文文献中也已出现，只是名姓顺序前后有别。笔者目前对清末汉文文献的调查还相当的粗疏，特别是传教士译述的汉文文献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清理，笔者列举《西学略述》中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述，无非是为了说明在晚清传教士主译的大量汉文文献中还存在着不少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述，还有待研究者去发现。只有在全面清理了这部分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可·波罗学”，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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