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观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后来居上的推动力
中西历史著述大约同时起步，但近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还是土生土长的话，那么近代以后，无论史观还是史学观的原创性或者说创造力明显削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学”及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输入的结果。（注：这种输入的邢分情况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史学堪与西方并驾齐驱，甚或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史学还不如中国发达；那么，近现代和当代的情况似乎相反，至少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是这样。而史学理论特别是中观理论缺少创新，无疑直接妨碍了历史研究的进步。应该说，中观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极其重要，不仅体现史观的指导与支配，还表现为史学观的直接作用。史学史表明，作为中观史学理论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对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发挥了革命性或决定性作用。在西方，由于神学和行而上学让位于科学实证，实践标准取代了信仰偶像，中观史学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变幻不居，新观念和新方法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与宏观史学理论的独尊和僵化泾渭分明。史学观具体化为哲学家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学家体系性和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后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甚至超过哲学家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如果说哲学家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历史研究变革的序幕，那么史学家体系性和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则是变革的行动纲领。有鉴于此，本节仅以西方为例说明中观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推动力。
西方近现代和当代的历史研究的进步可以清晰地看出是中观理论的推动所致，期间中观理论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18世纪的启蒙运动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和科学史学阶段；20世纪中期的新史学阶段；20世纪晚期以来的后现代史学阶段。（注：（注：伊格尔斯在近著中认为，19-20世纪西方历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三种模式，即古典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派和后现代派。参阅伊格尔断：《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每个阶段首先表现为中观史学理论推陈出新，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发生重大变化，尔后，历史研究及时地反映和体现这种变化，学派林立，此起彼伏。
启蒙运动史学奉行理性主义。“到1700年时，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已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从博学时代过渡到理性时代”。如果说前者基本擅长史料整理，为历史而历史；后者则强调史家的主体意识，偏重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突出其应有的现实功能。笛卡儿认为自然界是机械性的存在，社会也同样是机械性的而不是有机体。因此“如果自然界是机械地构成的，一般法则有可能应用于自然，由此就可以推知，人，因为是自然的产物，也就会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就可以按照欧几里德的方式用公理公式说明了”（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0页。）。在这种自然主义、机械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启蒙运动尽管具有浓厚的非历史性，但历史研究可能达到的对人类社会的公式化理解和可以发挥的社会功能激励着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使该阶段在史学史上别开生面，蔚然大观。孟德斯鸠对早期封建法律和封建主义，伏尔泰对文明史，斯密对封建早期西欧经济史，吉本对罗马帝国灭亡原因，威廉·罗伯逊对西欧中世纪史发展脉络的经典表述，以及封建主义与城市起源中罗马派、日耳曼派和中间派的争论等研究，无不是解释性的，历史研究不再停留在叙述故事与事件的层次，而要揭示出一般的法则和规律。
西方近代史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受到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即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史学理论，而科学史学则分别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强调其科学性，后者突出其人文性，因此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而科学史学则认为历史学在本质上属于科学，但在认站1论和方法论上应既是人文的也是科学的。
20世纪中叶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上承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中观规律为研究第一要务的传统，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因而放弃实证主义哲学向自然科学寻求理论支持的唯科学主义，将眼光转向社会科学，形成所谓社会科学史学。他们受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影响，特别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提出总体史观、长时段理论、问题史学意识、从底层向上看的观察方法、跨学科方法，开创了新社会史这个作为新史学的实验场的研究领域，并从中分化和兴起众多新社会史的分支领域。新史学另一个实验区是美国，以社会科学化为特点，创造出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相应产生了心理史学和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与新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几十年间，新史学在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无出其右，如日中天，被称为“新史学现象”。（注：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研究状况，参见徐浩、侯建新著：《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中观史学理论上对人文学科特点的忽视，以社会科学化取代人文精神，以结构取代人，也成为新史学模式在实践中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1979年《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劳伦斯·斯通的《叙述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观察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了一场根本的变化”（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21、111页。）。
对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纠正和批判主要来自后现代史学，他们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概念，也反对分析的社会科学和年鉴学派，“因此就有了朝着历史人类学的转向及其对文化象征表现的符号学研究途径”，从而促进了不同于新史学的历史研究模式的出现。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全面否定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社会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宏观历史概念，不再相信“对过去的变化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二是“对具体的各个人的经验”的“重新强调”。由于摈弃理论建构，强调具体的个人的经验，“就导致又回到了叙述型的历史学上面来”（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页。）。与充斥大量注释和统计图表的学院式、分析式的社会经济史相反，叙事史学更倾向选择事件史作为描写对象。“叙事与解释对立，生动的描述代替了抽象的分析，温情代替冷冰冰的理论。”后现代史学以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取代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宏观史学（macrohistory）（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它（即微观史学）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观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历史，或者更好是说许多故事了。”（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8页。）与宏观史学的宏大叙事或结构不同，微观史学（这是意大利的称谓，其他国家称日常生活史、日常史和个案史等）“所描述的是单个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或阶级，处理的生活范围甚至是几天而不是一个时代或长时段的发展，是一天而不是一个世纪，是小村庄而不是一个国家或帝国”。研究主题偏重于现代化的牺牲者，也就是下层阶级、少数族裔与妇女。（注：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2、83页。）为此，后现代史学借用人类学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以寻求某些事件或行为背后所代表的深层文化意义，而不以单纯说明表面的因果关系为满足。（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72页。）诚然，后现代史学家并不是一群“危险分子”，他们追求微观史学和与之对应的微观理论，将他们的观点完全等同于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或像吕森所主张的它带来“历史秩序的失落”，因而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说法也未必妥当。（注：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0页。）后现代史学一方面认为“任何宏伟的叙述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并不全盘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它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构件”，尽管这种方法并没有如他们所预设的那样解决全部问题，如他们“所号召的那种重笔描写（即厚描）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个人，而只是接触到他或她所陷于其中的那种文化”，但是不能否认它“为研究过去的事增添了一种具体感”（注：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30、127、120、135页。），使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著作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以上表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变化，与其说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变化，不如说是史观和史学观的变化：一方面中观史学理论本身就是这些变革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透过这些变革，中观史学理论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催生作用也被昭示无疑！中西史学理论的不平衡发展带来历史研究成绩的不平衡，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加强中观史学理论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和紧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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