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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史学管窥(2)

二 隋朝史学成就
    由于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在搜集图籍文献方面颇有成绩,加上重用 前朝史臣、重视修撰前朝史和国史,致使隋代史学并非乏善可陈。隋代史学成就除了上 述修撰前代诸史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修国史
    史学家李德林曾预修隋国史。史学家王劭曾撰《隋书》80卷(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以 为王劭所撰《隋书》“辞义繁杂,无足称者”,笔者以为此论只能视为刘知几一家之言 ,不可全盘否定)。柳顾言撰有《晋王北伐记》。
    (二)目录学著作
    牛弘曾编《隋开皇四年书目》。柳顾言在大业初,受炀帝之命,于西京嘉则殿主持编 纂《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将所藏37万卷书进行精心选择,编成书录。后来,唐修《 隋书·经籍志》,即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而成。许善心撰《七林》,此书为我 国最后一部七分法目录学著作。
    (三)其它著述
    牛弘等人于开皇四年(584年)修《五礼》百卷、《仪礼》百卷,颜之推修《颜氏家训》 ,王劭修《皇隋灵感志》、《读书记》30卷(一说32卷)。姚察修《汉书训纂》,柳顾言 修《史记音解》30卷(此为隋代史学注疏代表作)。医学家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50 卷),此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学(史)专著。工程技术家宇文恺著有《东都图记》、《 明堂图议》。刘炫著有《尚书述义》、《毛诗述义》、《春秋左传述义》等。大业中, 曾诏天下诸郡上风俗物产地图于尚书省,并据此编成《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 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其中《区宇图志》为我国第一部一统志。虞 世南于大业年间编成的《北堂书钞》(16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著作家杜正 藏著有《文章体式》,时称“文轨”,后传入高丽,称《杜氏新书》。思想家、教育家 王通仿古作《六经》。另外,还有相当的佛学、道学著作,不再赘述。
    (四)“《汉书》学”兴盛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等修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皇朝史。“《汉书 》断代为史,建立了以一个封建皇朝为“正统”的历史体系,符合汉以来不断改朝换代 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9]因之,《汉书》问世后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刘知几 曾言:“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授业,遂与五经相 亚。”[1]南朝梁、陈以降,《汉书》地位日显,而《史记》传者甚微。“隋统一后, 发扬了南朝这一传统,《汉书》学成了国学”[10]。隋朝学者刘臻“无吏干,耽悦经史 ,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11]。时 学者杨汪曾拜刘臻为师,刘臻自以为“吾弗如也”。杨汪后为隋国子监祭酒,隋炀帝曾 “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12]。有隋一 代,“《汉书》学”的泰斗当推萧该、包恺二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汉书》学者以 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着录者数千人”[13]。萧该“性笃学,《诗》、《书》 、《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该后撰《汉书》及 《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14]正如当今史学史专家瞿林东先生所言:“《汉书》 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隋)统治集 团提倡的结果。”[10]“《汉书》学”在隋朝的兴盛,实际上也是隋统治者历史意识进 一步强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三 隋朝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说,隋代史学是北朝史学的继续,同时亦承接南朝梁、陈史学的遗风。 隋代史学成就正是对南北朝史学的发扬光大并对后世史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有些 影响是深远的、根本性的。
    如隋文帝下诏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对唐朝乃至千余年之中国封建史学的影响颇为深远 。尔后,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国史遂由私修向官修过渡,各朝均设立专门修史机 构--史馆,史馆制度至唐贞观年间得以完善并延续到清朝(当然有发展变化)。隋朝李 德林、姚察、王劭、魏澹等史家的史学成就对唐初史家修史影响很大。“二十四史”中 的《梁书》、《陈书》、《北齐书》等可以说是隋唐间两代史家共同心血的结晶。隋代 史家所撰国史为唐初修《隋书》在资料上作了准备工作。因为有了北齐魏收和隋魏澹所 修两部《隋书》,原本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包括 《魏书》的重修,至贞观初,从秘书奏罢修魏史,只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 。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修《五代史志》,即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增删而成 《经籍志》,从而使隋秘书监柳顾言所编纂的目录内容得以基本保存在《经籍志》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统治者历史意识强化方面,唐初统治者较之隋朝统治者更加明 显。如唐高祖、太宗、高宗曾分别下达过与修史有关的诏令(唐高祖的《命萧瑀等 修六代史诏》、太宗的《修晋书诏》、高宗的《简择史官诏》)。正是由于唐初统治集 团给予史学以足够的重视并完善官修史书制度,为唐初史学发达提供了政治保证,才直 接促成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官修史书高潮的到来。可见,唐初史学成就的取 得与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分不开的。
    概言之,隋代史学虽未出现并留下鸿篇巨制,但亦并非乏善可陈。唐太宗所言隋炀帝 “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灭”[15],并非全然 都是事实。隋代史学成就理应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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