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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我国思想家地域分布和发展沿革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中国思想地理的历史递嬗和变迁。但思想史的发展和文明史的发展一样，从来就不是一条历史的直线，而是一条历史的曲线，它们时而波澜壮阔，时而起起落落。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是现代人对传统儒学的全面反动，而由此发起的对传统思想的“解构”、倡导民主科学新思想的大本营，则是处于传统地理概念上的“北方”（北平），长江流域的南方（南京等地）则成为“保守派”阻遏新思想的基地，思想史的发展似乎又回到历史的原点--这是否也可算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注释：
    ①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房龙地理》，纪何、滕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R·G·科林伍德：《历史的风险》，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
    ④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51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1页。
    ⑥参见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墨子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65页。
    ⑦参见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于墨子学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⑧参见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⑨参见曹道衡：《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⑩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218页。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