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上工人阶层的考察，裴认为有助于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她认为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给这些前劳工组织者在国家政策的表述和实践方面提供了机会。考虑到技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这样的范式一直在被强调。工作的终身制、高工资，以及多种福利和津贴，都是技术工人优惠的特征。社会主义体制的工业部门优势明显，因而也被称为铁饭碗。比较而言，集体部门的工作就是泥饭碗。这样就会带来不平衡（注：裴宜理教授在书的结论部分对此介绍和分析较多。她认为固定工和临时工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形成了。她认为“文革”中上海的所谓“保守派”，主要是老工人，参加过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工人的领导人也主要是地下党负责人。造反者大部分是年轻工人，以无技术和临时工为主。王洪文的起家和1927年的青帮相似。）。
裴认为自己所进行的这一研究，是对以前研究模式的一种商榷。她认为应该注意劳工运动的文化起源及其工作场所的关系问题。上海工人多层面斗争性根源于其多方面生活、工作经验及其成员的状况。她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在中共党史体系中构建中国劳工运动史的做法是可以商榷的；中国劳工运动是一种阶级觉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形成是外来指导的产物的观点也是可以质疑的（注：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p.252.）。她认为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无产者发展到阶级组织，以至形成政党，有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包括工人自己内部的竞争。激进主义也通常是这种竞争的产物。
裴宜理教授在探讨过程中，十分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成果的联系考察。在作者看来，国际劳工运动状况及其研究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对中国劳工斗争特点的认识，便于形成客观的见解。她注意到林达·谢菲尔（LyndaShaffer）关于中国湖南工人运动的研究成果，认为上海的劳工运动和湖南的劳工运动有相似之处（注：这是裴宜理教授根据琳达·希尔法（Lynda Shaffer）的成果提出的想法。参见Lynda Shaffer,Mao and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 NewYork,1982）。）。根据盖尔·赫谢特（Gail Hershatter）的研究意见，她认为天津的工人运动和这座城市的重要工业地位不协调（注：Gail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ornia,1986）。）。她注意到香港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技术工人的政治活动往往较多地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者很难打入其中（注：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D.di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5）。）。关于技术工人的罢工斗争热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一项成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属手工艺者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典型的、热心的劳工运动领导”，工人“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很大的工作场所使他们便于宣传。手工艺者的相对富足也便于支持协会长期罢工。裴还注意到杰弗里·海德（Jeffrey Haydu）关于技术工人的研究成果。海德认为技术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无可取代性足以使他们影响巨大。他们在表述和行动方面比少技术工人更有优势，他们自视为劳工运动的代言人。裴氏对此进一步阐述，认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当然会对公众事务有兴趣。具有较高修养是大多数手工艺者的特点，从而对政治做出进一步贡献（注：Jeffrey Haydu,Between Craft and Class: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Britain,1890-1922（Berkeley,California,1988）。）。
为阐明半技术工人特点，作者探讨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她认为美国也出现过在劳工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半技术劳工群。这些人结成团伙以保护自己，否认技术工人的地位。帮会帮助乡下的移民到城市生活，担任工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经纪人。她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样，20年代见证过帮会组织者的很多活动。这个国家对帮会的阻止行为，就象中国的禁鸦片一样，反而使政治家和帮会更紧密结合。驾驶者协会就是这样的组织。杰米·赫伯（Jimmy Hopa）象上海的杜月笙之类的人物。帮会公然通过否认政治利益动员半技术工人，并和强权政治挂钩。
关于无技术工人的特点及其政治表现，裴教授以葡萄牙为例，指出无技术工人是这个国家工人中最不活跃的部分。无技术工人的抗议活动就象乡村集体活动的往事回忆。他们甚至以跳舞庆祝对工厂的占领。大卫·门德尔（David Mandel）、查尔斯·萨伯尔（Charles Sabel）等学者认为，工人中的这部分群体一般只作短暂而简单的斗争。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责任感，因而也缺乏支持基础（注：David M.Mandel,The Petrorg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1983）。Charles F.Sabel,Work and Politics: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New york,1982）。）。
如同对华北农民问题的研究，这本著作也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书共三大篇，作者努力使有关的社会科学学科及其内容的研究联成一体。第一部分集中于对公众文化的探讨，“主要是社会史领域的研究”；第二部分讨论党组织的战略及其竞争，“是人们熟知的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第三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对工作场所的探讨，“这属于工业社会学的领域”。作者认为三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研究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是联姻的。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作为出生在上海的美国人，她是30年以后即1979年才重返上海的。1986年和1987年，得以在上海做访问学者一年。说来也巧，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教授曾经是裴父亲的学生，裴父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张仲礼教授热情邀请她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完成这一学术研究。裴宜理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历史所从事这项研究。该所档案十分丰富，包括有中国学者1950年至1960年间所做的对年长工人的数以百页的采访手稿（虽然教授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有自己的认知尺度）。在上海，她还查阅了一些工厂和企业档案（如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第四棉纺厂等）。无论对企业主还是对工人的研究，裴宜理教授认为这都是第一手资料。她还查阅了政府部门的档案（包括有罢工的统计、政治报告、档案记录等）。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些尚未出版的厂史，这次也得到了咨询。上海港也提供了一些很特殊的材料。上海之外，裴宜理教授还访问了南京第二档案馆，看了颇多国民党时代的政府文件。还在台北的档案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她所查阅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包括东京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这些都奠定了这部著作的丰实的史料基础，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绝非偶然。这是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奖项。
四、从历史到现实，观察真中国--特点、视野、方法
“鉴往所以知来者兴”。这大概是所有历史研究者的治史共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对现实的认识，揭示其未来走向。和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裴宜理教授对农民史研究、工人问题研究，也都是为了对现实中国做更好的了解，她希望观察真中国。所以裴氏的历史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裴氏对现实中国的研究，是她对历史研究的必然延伸和归宿。对裴氏学术道路的全面了解，当然包括她对中国现实问题探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诚然，美国现代的中国学家，很多是“多面手”，从事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如同施坚雅教授是人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裴宜理教授也是既精通史学，又是政治学权威。所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她的跨学科成就，包括政治学成就也十分必要。
裴氏对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究明其实际过程和内容。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她就用心于这场非凡变革的研究了。她所主编的《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论文集特意收集了当时美国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文章。有凯思里默·哈特福德（Kathleem Hartford）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状和乡村组织转型问题的论文、路易斯·比德曼（Louis Putterman）中国农村改革激励机制的论文、特利·斯久拉（Terry Sicular）改革所引起的乡村市场问题的论文、S.里·特拉菲斯（S.Lee Travers）改革后农民勤劳致富情况的论文、约西·K.卡尔金（Joyce K.Kallgren）中国农村独生子女政策的论文、里查德·J.拉西姆（Richard J.Latham）中国农村改革意义的论文，以及裴本人关于农村改革影响的论文等。工业改革方面的论文有苏珊·L.舍克（Susan L.Shirk）中国工业政治改革的论文、拜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工业系统中财务改革的论文、克里斯汀·黄（Chiristine Wong）地方因素对工业改革冲击问题的论文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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