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内容，可以看做是吕振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清理。他把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作为划分派别的依据，在抗战烽烟正浓的情势下，其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划分，既有学术的眼光，又有现实的依据。对各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所作的深刻的揭示和分析，肯定其积极方面，批判其保守甚至反动的东西，对于人们准确地认识现实、最大限度地团结民族抗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近代部分毁于战火的情况下，这部分新增内容无疑为我们了解这部分内容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概要性的材料。在修订版序中，作者说“现又就初版在文字上略加增减，并改正了我自己所发现的一些错误看法”。事实上，他所作修订绝不单纯是文字的变更，取舍之间自表达了他对问题的新的认识。如对封建全时期的概述，初版分为“初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制时期、封建末期的都市行会手工业时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修订本去掉了“封建末期的都市行会手工业时期”，又把近百年时期改称“过渡的时期”，说明他认为原来的表述并不妥当而作出修订。在增加的内容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假马克思主义汉奸作品的批判，指出其“不独由于其方法论的错误，而且由于其别有用意的卑鄙阴谋，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学的有害的东西，不当作为学术研究来看的东西。”他改变了初版对李季、叶青等人的看法（见上文），指出他们应用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破坏革命，把中国民族文化曲说为毫无生命力的僵尸，说没有外力的撞击就不能有丝毫的进步性，“这也不是什么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响应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对华侵略。”这充分显示出了吕振羽维护民族利益的崇高精神。
总之，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修订本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和发展，这不仅是其学术认识深化的成果，而且是吕振羽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充分表现。
三、建国以后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振羽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继续开展研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55年，吕振羽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增订（以下简称抗战时期修订版为“修订本”，1955年增订版为“增订本”），其中就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如修订本第四编标题为“初期封建制发育成熟时代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增订本将“发育成熟时代”改为“上升时期”，说明吕振羽对时代性质分析的变化。此编第二章标题，修订本作“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孔丘的保守主义”，增订本将“孔丘的保守主义”改为“集大成的孔子（丘）学”。第九编第三章第二节，修订本作“表现初期市民阶级朴素的政治意识的叶适陈亮哲学”，增订本改为“反映初期自由商人集团一些要求的叶适陈亮学说”。第十编修订本标题是“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增订本改作“封建主义衰落期的各派政治思想”。此编第三章修订本作“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增订本改作“萌芽状态中的平民政治思想”。第七编第一章第三节标题，修订本作“蛮族侵入后的‘道’、‘儒’学和‘佛’学的对立”，增订本改为“各部族集团间矛盾与道、儒学和佛学的对立”等等。以上诸例虽然都是标题变异的例子，但这些标题确是此书各个部分的主题句，能集中反映出作者真切的思想内涵。这些变更，实际上反映出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如关于孔子的标题，从“保守主义”到“集大成”，反映出解放后作者放弃了以“保守主义”概括全部孔子思想的价值判断。又如改“市民阶级”为“自由商人集团”，改“市民阶级政治思想”为“平民政治思想”，是带有对一定社会发展水平认识的重大变化。再如把“崩溃期”改为“衰落期”，崩溃期一词说明旧的体制即将灭亡，而衰落期则表明旧制度虽然失去了旧日风光，但仍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应该说，吕振羽对明清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这一新的认识是比较符合明清历史实际的。因此，单从修订本到增订本标题的变更上，已经清楚地反映了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增订本的内容是准确反映吕振羽5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水平的重要方面。
此外，50年代以后，吕振羽还写出了许多很有分量的论文。如：《论社会思想意识和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17]、《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18]（P95-125）、《“五四”后历史哲学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侧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再论叶适思想》、《贯彻哲学史研究上的厚今薄古方针》[18]、《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纪念“五四”四十周年而作》、《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山东历史学会、山东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19]等等。这些论文涉及两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建国以后，吕振羽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是深入分析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叶适和王夫之的思想。他认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哲学上是与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唯物主义流派，政治上是与保守派作斗争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改良主义流派，与主和派即妥协、投降派作斗争的主战派”。叶适的全部思想，“贯穿了一种批判精神，正反映了其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部族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诸阶层间的利害冲突的复杂、尖锐和深刻”。在我国思想史上，叶适“是南宋时期主要的正面代表人物，在哲学、史论、政论以及文学等方面，都代表了其时的进步倾向。”[18]（P540）而王夫之“是唯物主义者，而且是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庸俗进化论的进化论思想”。他“是代表市民阶级的，本身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矛盾”[18]（P586,P592）。不难看出，吕振羽此期的研究工作突出了加强党性判断的倾向，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吕振羽还对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分析了古代百家争鸣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指出那些认为古希腊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奴隶社会的现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争鸣是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前夜、资产阶级抬头时期的现象的说法，是欧洲中心论关于百家争鸣社会属性的解释，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指出“所谓‘百家争鸣’，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它是社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是阶级社会在一定时代，各阶级、阶层，同一阶层中各集团或各派流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或利害冲突。“这在各个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因素利害冲突到一定的程度，加上其他条件的凑合，即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成果的出现，在这些条件下，就必然出现“百家争鸣”，驳斥了在“百家争鸣”认识上以欧洲为中心的机械论。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特点之一”。它贯穿于自殷周之际到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历史过程。他还归纳出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几个特点：第一，是以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为条件的，是以自然科学知识、技术发展的成果为条件的，又是同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传统、阶级斗争传统，“百家争鸣”的本身传统分不开；第二，“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各派，都不能不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说话，反映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若干利益和要求。即他们必然有自己的阶级性格；第三，争论各方，无论是敌对阶级的矛盾斗争，还是阶级内部的冲突、意见的分歧，总的来说，在争鸣中基本都是讲道理、严肃认真的；第四，每次“百家争鸣”的结果，总是使学术思想丰富了、发展了，把认识提高了一步；第五，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来干预争鸣，并常常直接参与和进行控制，这在不同程度上对“百家争鸣”起了约束、限制以至摧残的作用[9]（P684-687）。这些分析和归纳，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批判了旧观点（欧洲中心论），深入中国学术的实际，总结出属于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显示了中国学术对于西方的独立品格。这些观点无疑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前沿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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