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史的方法上，陈黻宸主张学习并采取“泰西比较史例”。有比较方有鉴别。他认 为，史实的比较做的好，就可知“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最后能成“弥 纶一代之巨作”。[1]（p563）把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一相当高度，它简直成了一著 述能否成功的关键。这种主张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态度在20世纪初年是颇为少见的。
陈黻宸还主张在修史时，史家应有实录精神。他提出了史家的“大例”和“公理”。 他说：“史家有大例焉，于强国不加益，于弱国无加损，于真王不加褒，于伪统不加抑 。抑我又闻之，史家有公理焉，斧钺不能威，章服不能奖，天子不能争，朝廷不能有。 ”[1]（p573-574）总之，史家在叙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即 实事求是。
此外，陈黻宸随后撰写了《地史原理》一文，以作为对新史方案的补充。在该文中， 陈黻宸提出了“调查贵实”、“区划贵小”、“分类贵多”、“比例贵精”等体例，主 张在此基础上作一新地理史。内容应包括：户口表、宗教表、族类表、学校表、职业表 、疾病表、罪人表、儒林表、文明原始表、历代君主表。从陈氏在此际的论述来看，在 如何看待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同于梁启超。梁是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 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4]（p5） 而陈黻宸则不这样认为。他主张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任人说”，认为“人类所由群 进于文明者，不为天然力所压服，而常有征服天然力之大权”，故最终的结果必将是“ 任天者败，任人者胜”。[1]（p580-581）同时，他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种类 ”、“习俗”、“性情”、“德行”、“学术”有重大影响。可见，陈黻宸在学习西方 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时，并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有所抉择。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黻宸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史书体裁，在继承中国传统史 学遗产，汲取西方（包括日本）资产阶级史学优点的基础上，继章、梁之后，独辟蹊径， 提出了一个较具特色的新史方案，代表和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
陈黻宸的历史观在1905年前后定型，以后似乎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而且还有倒退的 迹象，这主要表现在他1915年编撰完成的《中国通史》上。自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 科书》出版以后，章节体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最佳的编撰体例，学界同人纷纷仿效。 但陈黻宸对此似不甚重视，在其新编《中国通史》中仍以朝代为纲，而没有采用新兴的 先进的章节体，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叹息，但我们不能就此苛求陈黻宸，毕竟他做了 他能做的。
原文参考文献：
[1]陈德溥。陈黻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J].史学史研究，1984（2）。
[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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