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文史哲诸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文理学科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所说的文科包括文史哲诸学科，理科包括自然科学诸学科。
首先还是从我所从事的历史学科说起。历史学看起来与理科相去甚远，可是细究起来 关系却很大。从相关内容来说，治历史学不能不掌握历史年代，而历史年代又与天文历 法之学密切相关。从司马迁开始，精于天文历算的历史学家实在不少；即使不能精于此 道，自己不能作推步运算，那也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否则遇到古书上的许多问题连 看都看不明白。历史学的内容也无法离开地理之学，离不开沿革地理，离不开环境地理 等方面的知识。历史学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产力与技术水平，也不能不了解许多有关科 学技术的知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就是不管这些，只讲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 史，作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也未必不可。不过要求历史学界出现大家，恐怕就不能这 样了。
对于从事文史哲诸学科的学者来说，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大量与理科内容密切相关的 东西，哪里不懂就在哪里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死角。江泽民同志在“8·7讲话”中提出了 “需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理论 家”的要求，这的确是时代的需要。文史哲诸学科的学者都须朝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学贯中西的方向努力。要这样做，就不能不多接触并了解外国与西方的相关文化。治历 史学的需要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治语言、文学的需要了解西方语言、文学的发展，治 哲学的需要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中的 内在精神与思维理路。而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内在精神与思维理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必要了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因为那里面自有它们的一套逻辑推理系 统。这一系统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是与其哲学精神密切相关的。而西方的哲学传统也确实 影响到了文史哲诸学科的方方面面。严格地说，不了解这一套逻辑推理系统，就很难真 正地理解西方文化的深层。所以，为了学贯中西，也需要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
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文史哲诸学科方面的素养看来也是很需要的。自从19世 纪中叶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志士仁人就一直在向自 然科学和技术的领域顽强奋进。可是，在国内的中国自然科学家尚未有获得诺贝尔奖者 ，中国也未能在这方面进入世界的前列。其中原因多端，有历史的影响，有非学术因素 的干扰，同时也有自然科学人才培养方式上的局限。在中国，尤其是近几十年，学理科 的人就专门学理科，而且集中研究自己的专门领域。这样做有利于出专家，而不利于出 大家。我们看看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原来大多具有以下诸特点的全部 或大部，这些特点是：兴趣非常广泛，视野非常开阔，推理非常严密，联想非常活跃， 感情非常丰富。近代西方的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又是大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而兼为哲学家的人很多，自然科学家而兼通文史哲诸学科的人也不在少数。爱因斯 坦不仅酷爱数学与物理学，而且爱读康德的哲学著作，熟读歌德和席勒的诗篇，对小提 琴更是爱不释手。要在科学的领域里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没有对于学术传统的深入不 行，没有突破学术传统的勇气、激情、想像力也不行。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创新中的 “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的一端是在学科的传统以内的，而其另一端则有许多成分在 本学科学术传统以外。没有后者，就不能形成科学创新的必要的张力，当然要创新也就 困难了。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有这样两句话：“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诗 文的创新要求如此，自然科学的创新大概也要求如此。只能钻进去，而不能跳出来的人 ，如何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呢？
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互相学习，优势互补， 密切合作，共同进步。”这些话很重要，不过要真正落实下来，那就又需要文理两方面 的学者和谐合作、潜心研究。文理合作如何进行，这里并无现成的简单的答案，而是有 待切实研究的问题。只有在和谐合作的情况下潜心研究，才能逐渐找到切实可行的思路 与方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
四
以上说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对于落实“四个同样重要”的必要性。现 在再谈学者与行政领导之间以及基层领导与上层领导之间的和谐合作、潜心研究的问题 。
目前学术界风气有些浮躁，大家都忙于出成品，对于质量有所忽视，甚至有少数学风 不正的现象出现。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 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 。”这些话对于改进当前学风可谓既及时，又中肯。
不过，造成学术风气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主观方面的急于求成；二是我 们的学术评估、成绩考核、职务迁升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待遇变化的办法有些问题。为 了评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作品的量，而量的计算是最简单易行的。当然，也注意到了 文章登载在哪一级的刊物上，等等。可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学者人数众多，而某些级 别的刊物数量有限。大家都要多写，并且都要往某些刊物里投稿，这样就又难免出现其 他一些不易防范的问题。
对于行政领导来说，最简单而似乎有效的检查办法就是，规定某种数量标准，再确定 一些具体的规定，然后就用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这种方法看来清楚易行，而实际效果 并不理想，甚至还会揠苗助长。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厚积薄发，不能多出精品、上品的 现象就与这种评估方法有关。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在学者中已经有人提出要求改进 的意见，而且在行政领导者中也颇有人觉得需要改进。用数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在某 些领域是确有实效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收效甚微，甚至效果相反。这种办法对于文科 以及理科里的基础性的学科，显然是有问题的。许多精品、上品是以“十年一剑”的工 夫打磨出来的。短平快的办法，只能显示眼前的一些成绩，弄不好反而会影响长远的发 展。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单位、一个学校是按数量的标准来排队的话， 那么，在这些单位或学校的基层领导中又有谁敢不依照这个标准来检查学者们呢？对于 上级领导来说，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不用看来简明而又易行的数量标准作为尺子 ，检查又从何着手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需要学者和领导、基层领导和上层领导一同来 和谐合作、潜心研究的问题。在这里也是没有和谐合作、潜心研究就没有评估办法的创 新，而没有评估办法的创新，看来学术的创新是难以获得良好的外部条件的。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量的增长速度空前，大步 地走向世界的前列。这无疑是大好事。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好事里的美中不足， 那就是我们在科学文化方面仍然未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还未能走向世界的前列。这样， 我们就会存在着长远发展或持续发展的困难。所以，甘于寂寞的潜心研究看起来好像与 量上的热火朝天的形势不相匹配，而实际上却关系到中国发展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在 和谐中合作，在潜心研究中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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