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柳等人对待古史的态度是“信”，因而与“古史辨”派的“疑”形成了严重的分歧，这是历史事实。柳诒徵以一篇《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批评顾颉刚，成为“信古派”的主要人物，并引来顾颉刚、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人的反击。柳诒徵对于疑古学说，特别是对于批评古人的做法极不满意，《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虽然是从学术的角度批评顾颉刚有关禹可能是九鼎上所铸的虫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于整个疑古学说持不同意见，他甚至用一种讥讽的语气说道：“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读熟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7]（P222）遭到古史辨派的反驳后，柳诒徵并未作答，但也没有改变观点。1935年的一次题为《讲国学宜先讲史学》的讲演中，柳诒徵再次表达了他对于疑古辨伪的否定态度，并且进一步认为即使是辨清了古史，“我们得了一种求真的好方法，于社会国家有何关系。”“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就是说讲学问不是要有用的。”[8]（P502）说明柳氏与“古史辨”派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分歧：学问究竟是为了求真，还是为了致用。柳诒徵是后者的主张者，这便涉及到了对史学功能的不同认识。1926年柳诒徵编写的《史学概论》讲义中论及新史学时说：“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氏《历史研究法》，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译寄初兴之时，颇有诵述威尔逊、浮田和民之学说者。……近年学术演进，治史学者益多，陈石孚之《经济史观》、何炳松之《新史学》皆言之有物，各学校所出杂志，如《史地学报》之类，多能沟通中西之学说，学者所宜浏览也。”[9]（P116）这都说明，对史学功能与目的的不同认识是柳诒徽与顾颉刚在古史观点上产生分歧的更主要原因。简单地因“信古”而认定他们“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既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或指责他们是“声势强大的信古的封建史学势力”，是“耽心世道人心受到损害的深深信奉封建思想的苦心保卫传统学术的人士”[10]（P135）等等，恐怕也不尽准确和全面。
再来看看“疑古”和“释古”。
冯友兰认为：“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级（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11]（P1）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疑古做的是审查史料的工作，释古做的是将史料融会贯通的工作；二，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并无轻重之分。疑古与释古，同为现代史学建立的基本内容，因疑而释，为释而疑，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不过，由此将疑古的工作相对于“信古派”和“释古派”而称之为“疑古派”，顾颉刚本人却并不赞同。
从顾颉刚写的《顾颉刚自传》[12]、《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等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疑古同样是相信真古才对伪古进行怀疑的，疑古并不能成为没有“信的标准”的一派。二是不同意“《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的说法，“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旧史，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年，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如果把这两点联系到一起来看，可以认为，由于“古史辨”学说与以前的疑古辨伪在观点、目的和方法上的不同，所以它与以前的疑古辨伪有着极大的差别，对于历史上的史事和史书的怀疑和考证当然还将继续，但应当是沿着顾颉刚所开始的、为了求得真实而“斩除思想上的荆棘”的路子发展下去。
我认为，顾颉刚疑古学说给予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是史学观念上的更新。此种观念上的更新，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古史研究。顾颉刚以求真为目的，以历史真实为标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依据，彻底抛开了崔述等人赖以疑古考信的最后的标准，也是阻碍传统的疑古辨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最后屏障--儒家经典的束缚。他的疑古学说是建立在历史进化观念的基础上的。第二，顾颉刚疑古学说所导致的史学观念的变化。史学观念上的变革的具体内容，即如顾颉刚自己所特别强调的：“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3]（P13）几十年后，他仍然总结重申了同样的意思：“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14]（P28）这反映于内容上是在古史范围内，而于观念上则波及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在顾颉刚看来，历史不是教条、不是信仰，仅是客观的历史存在。研究历史不为政治、不为致用，只是科学的、求真的工作。疑古学说所带来的史学观念的更新，使中国史学有可能“斩除思想上的荆棘”，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史学的窠臼，迈出了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实实在在的一步。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像古史辨这样的运动，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对个别的几件史事看法的改变，而是巨大观念的转变。”[5]（P296）
“古史辨”派作为五四时期所出现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成就的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于史学史上，但是从逻辑上言之，疑古是与释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疑古是由疑而信、因信而疑，都是以建立真实的、可信的中华民族的信史为目标。把握住“疑古”与“释古”两种治学路数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认识顾颉刚在五四时期学术思想的特征及其以后的学术趋向很有帮助。他在50年代以后转向“建设古史”的方向何以显得很自然，正是因为他在提出疑古学说之时，就已经把“疑古”和“建设真实的古史”的更远大的目标明确地联系到了一起，此即他在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所说：“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16]（P51）但他“毕竟出于专长及兴趣所在（先生早年对其祖父的文字学书籍便未感兴味，祖父终日钩模古铭、椎拓古器的工作从未引起他模仿的热忱），主要还是在载记上致力，对于地下的发掘只是利用其成果而已。”[17]（P59-60）疑古、释古作为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此后便成为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疑古和释古是20世纪的古史研究的一个有机整体，探索中国古史的真相是我们的一个无止境的努力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如顾颉刚自己所说：“《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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