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的分析范畴来看，妇女史经历了一个把社会性别（gender，也译作性别）作为基 本的分析范畴，到超越性别，根据多重社会身份来研究妇女的过程。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以及它被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妇女史研究在理 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妇女史对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 盖尔·卢宾就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的两 性区分，它是性（sexuality）的社会关系的产物。1976年，琼·凯利-加多提出，应当 把社会性别看作如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1988年，美国女性主 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发表了著名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 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它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表明 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①（注：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91页；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 店1997年版，第156、170页。）。
此后，不少妇女史学家用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来研究历史，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 作。由杜比和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1992-1994年）以若干专题 论文的形式，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经验，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 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美国历史学家诺顿的著作《开国的 母亲和父亲们》通过对1620-1670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的考察，从家庭、社区和国家 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性别权力与美国社会形成的关系，以充分的史实说明，不同的文化 决定了社会性别②（注：Mary Beth Norton,Founding Mothers and Fathers,New York,1996,p.5.）。中国学者杜芳琴在她的《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1998年）中，阐 述了中国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在用社会性别范畴分析中国历史方面作 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
当西方妇女史学家经历了数年把社会性别概念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而中国妇女史 学家还在争论是否以及如何把这一概念本土化之时，琼·斯科特于1996年撰写论文，提 出应当把“差别”作为妇女史学的分析范畴。1998年，弗里德曼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发 表了超越“社会性别”一文，提出了社会身份疆界说，主张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宗 教、移民的原籍等多元主体身份来研究女性。这些思想对于妇女史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 史学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来检验。
从研究知名妇女到关注普通妇女，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到结合男性来研究，从把社 会性别作为妇女史研究的基本范畴，到超越社会性别，妇女史研究以一种不断自我更新 的精神为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
四
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妇女史是史学新方法的实验场所。在史学研究自下而上取向的 趋势中兴起的妇女史研究，自然把目光投向在历史上沉默的妇女和普通下层人民，而能 够复原声音的口述史就成了妇女史写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旅美学者王政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1999年）是用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妇女 史的一次成功尝试。该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用口述和文本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的经历。为此，她采访了十多位1900年出生的女性，从中选出五位 女性作为书中第二部分“被遗忘的女英雄”的主人公。通过对她们叙述的记载和解释， 再现了被历史遗忘的一些中国女性的奋斗历程①（注：参见亦平：《被遗忘的女英雄》 ，《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7日。）。
中国满族学者定宜庄用口述史的方法写成了《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 历史》（1999年）一书。她通过对十余名满族老年妇女亲口讲述的个人经历的辑录，了解 到这些旗人妇女对自己出生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 、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以及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②（注：郭 松义：《中国革命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口述史的方法不但弥补 了历史文献资料不足的缺陷，而且也为我们重读和从新的视角解释原有的史料奠定了基 础。
妇女史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妇女史学家对相关学科的可借鉴 的理论与方法也采取了积极吸纳的开放态度。
社会学的理论与妇女史研究关系密切，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家庭功能等理论都对 后者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学 说更是对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在充分发展的古希腊城邦中， 城邦（Polis）对于自由公民是共同的，它同私人领域严格分开。公共生活发生在市集（ag ora），而私人领域则依附于家宅（oikos）③（注：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 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哈贝马斯的这一学说与 地理学的空间理论相结合，使妇女史家产生对研究男女两性的活动空间的兴趣。
高彦颐在论文《“空间”与“家”》中对于中国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进行了研究 ，说明明清妇女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闺房的界限，对陈东原著作《中国妇女生活史》 中“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历史”的说法提出了挑战④（注：载 《近代中国妇女史》（台北）1995年第3期。）。
邓小南在《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一文中，通 过对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各类文书和文物的研究，说明吐鲁番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经济、法 律、宗教领域中都有所作为，展示了一幅与人们通常想象不同的妇女生活图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维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疆域》一文中对于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男女两性的活动空间进行了探讨。作者以充分的史料表明，当时意大利城市男女 两性的活动空间是社会性别化的。当时，社会传统把公共场所，即行会的大厅、小酒店 、大街和广场看作是男性的地盘；而女性的活动局限于家庭、当地的邻居、本堂区的教 堂和女修道院，这些私人的、家务的和敬神的地方⑤（注：Judith C.Broun and Robot C.Davis: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and New York,1998,p.1 9-38.）。
除了上述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语言学的文本分析、人口学的统计方法、心理学 的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也被应用于妇女史研究。例如，段塔丽在其专著《唐代妇女地 位研究》中，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角度、多层 面的研究①（注：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当代妇女史学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的视角、范畴、方法 还不够多样化。二是对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关系还不能很好把握。有些学者在宏观研究之 时，忽视个案和微观研究；而有些学者则在从事微观研究之时，忽略时代的变迁。在一 些西方妇女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在对一个时代的经济文化的背景进行深 刻分析基础上进行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的意图。在这方面，妇女史家应当向意大利微观 史家看齐，他们往往通过对一个小村庄和小人物的描写，向人们揭示整个时代的变化。 三是对分工与联系的关系处理不当，对史学不同领域的学者的相互了解、吸纳研究成果 ，进行综合研究还不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时出现脱节现象。四是缺乏对西方史学 理论和本国史学实际状况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对于西方史学理论，有的学者抱着埋头搞 研究，不闻不问的态度；有的则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政策。西方史研究专家和妇女史研究 专家提出的史学理论主要是对他们本国史学实践的总结，西方社会性别等理论和方法传 入中国之后，我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和妇女史学者未能对这些理论的利弊及如何运用进 行深入探讨。中国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正确地吸取西方史 学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来推动国内的研究，还需认真探讨。五是史料整理等基础工作等还 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1世纪的史学研究将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互 相影响、互相渗透将进一步加强。从多种视角，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和范畴，来研究人 类丰富多彩的过去，整合人类复杂多样的历史经验，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除了社会性别 的范畴外，阶级、民族、宗教、年龄等都可以用来进行史学分析。马克思唯物史观注重 经济因素的观点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也应当受到重视 ，应提倡用多种风格来研究历史。历史学各专门史的学者应利用妇女史的研究成果来修 正对历史的认识，而妇女史家也必须关注其他专门史的进展，把握社会性别关系变化的 经济文化背景。正确地处理好差异与共性、宏观与微观、分工与联系、理论与实证、叙 述与阐释、传统与创新、引进与本土的关系，扎扎实实地作好理论探讨、史料建设和个 案研究，对包括妇女史研究在内的当代史学的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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