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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批关于华北、西北、西南以及华中等地域的宗族研究，无论是对于丰富宗族的地域研究，还是加强对宗族研究的整体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中，关于华北的宗族研究，申红星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例，强调了士大夫群体的涌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权力量的介入三种因素的作用；吴欣探讨了明清时期地处运河区域的仕宦宗族，如何融合“地望”以及道德、文化等资源来巩固其望族身份的；王霞蔚探讨了山西代州冯氏宗族的发展历程后，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的宗族观念对于认识北方宗族的重要性。两湖地区尽管有着深厚的宗族传统，但相关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杨国安考察了鄂东南地区的村落中祠堂建筑的分布与发展情况，重点凸显了宗族祠堂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功能与意义；徐斌以鄂东地区为个案，考察了明清基层行政体系中，户长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官民互动；郭玉峰通过对湖南三个家族族谱世系内容的统计分析，发现了地域社会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特点。此外，蔡东洲考察了乾隆年间开始迁入川东地区的白衣吴氏宗族，在清代所经历的从经商致富到科宦发家的发展历程；山田贤探讨了四川云阳县的移民涂氏宗族，并通过考察其婚姻网络，揭示了长江上游移民宗族在联姻时的“经营战略”。
    随着地域化研究取向的逐渐被认同，史学细碎化等倾向也需时刻警惕。在这一点上，梁洪生的研究就不失为地域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根据多年来的田野调查经验，梁洪生以江西为主（包括两湖等地区），归纳出其之所以区别于东南沿海诸省的“盆地结构”概念。这是一种综合考虑“生态容量”、“生产容量”、“人口”三个基本要素在内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视野下动态的空间“结构过程”解释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人类学研究者提交的三篇论文，都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与思辨风格，格外引人注目。阮云星在对福建福州义序黄氏宗族的回访性追溯中，提出了“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概念。杜靖所讨论的山东闵氏宗祠重建过程，其背后的理论指涉是针对变迁论的个体主义视角。秦兆雄依据其湖北田野调查的基础，从个人的角度，对汉族宗族的基本形态、结构及其主要成因进行了重新解释。
    讨论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传统的文献解读与考证等方法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但所提交论文中来自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统计学、法学等多元学科的背景，使得研讨会上出现了多种声音，体现出研究方法多元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