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者马立博教授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一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通史。书中广泛吸纳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环境史及相关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以长时分段建章，勾勒出自远古至当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探讨了广泛而复杂的历史环境问题。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在数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过程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意识到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汉朝开创并被后世沿用的屯田政策，又通过政府军事保护和家庭农场不断把边疆地区的陌生自然环境转变为熟悉的农业环境，从而增强了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通过系统周详的计划和严格的组织，国家边境不断拓展，而其组织动员人力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也随之不断增强，自秦汉伊始的全国路网、水网系统的修建及至后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既体现了政府的能力，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内部的资源调配和信息传递。
在政府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市场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断放大和加剧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市场体系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专业生产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由此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则使原来具有复杂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让位于大面积的单一作物种植，这不仅会因移除原始植被而引起水土流失，还会导致有时甚至极为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另一方面，市场体系也能把单个地区对某些特殊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城镇地区对木材和林产品的需求就会经由市场传递到千里之外的山区，促使当地人专业从事采伐，进而加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与绝大部分研究普遍赞赏农业和水利工程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同，该书还认为，中国在成功创建、拓展和维持其从环境中提取能源的特有方式的同时，也造成了长期的耗损。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生产和为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并与水利灌溉工程一道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和大面积的生态退化，中国发达的农业也因此而在19世纪后变得日益难以为继。
那么，我们的先辈曾经对这些问题有所察觉和警醒吗？书中指出，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的恩惠并不是无止境的，需要适时的维护才能防止耗尽这些资源，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的思想观念，《礼记·月令》也规定了诸如“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等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条令法则；唐代也为保护环境和维护街道、水渠清洁而颁布过相关法令，并在绘画等艺术领域体现出了对自然景观的爱恋；儒家、道教，特别是佛教均表达了对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甚至产生过戒杀和放生的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作者也发现，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并不统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更为令人深思的是，与物质方面的欲求相比，这些环保思想在历史实践中的影响并不明显，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
当然，作为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通史，该书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国外研究特别是“新清史”学者著作的同时，也携带了这些著作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问题，这突出体现为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书中认为中国历代政府在边疆地区的屯田政策是为了从生态基础上把土著民族的生活环境改造成汉人的农田，从而“文化”这些“蛮夷”，彻底消除他们的威胁；汉民族则和欧洲人殖民美洲一样，通过农业扩张来消灭土著民族。书中还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和个别土著民族在游耕之后补种植被的行为进行了过度阐释，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土著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相对于汉人的农业生产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事实上，汉人在与土著民族的交流过程中也会向这些民族学习生产和生活经验，变化的不仅是土著民族，也包括汉人，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或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而远远不同于欧洲人曾经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和血腥殖民。而且，土著民族的游耕式农业相较于汉族先进的定居农业，其资源损耗的程度是相当大的，其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压力还不够大而已。对“新清史”问题及其影响，国内已有很多专业的研究，在此本无需赘语。只是由于环境史正在成为美国“新清史”的新研究趋势，我们才需要特别对其加以关注。如果我们将“新清史”与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通过一些学者来提出和散布各种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学术观点，恶意夸大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间的差异和冲突，以学术为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对于这类观点，相信中国读者一定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我们当然绝不能低估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状况，也不能忽视一些盲目推崇所谓科学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但正如该书中所说的，我们同样也需要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放到数千年的环境演变和从旧能源体制向新能源体制转变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如果脱离这些具体的国情、世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片面地主张环保激进主义而不是理性的环保思想，就可能落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陷阱，把环境议题变成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后又一个扼杀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新武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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