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
“战后历史学”日益走向衰落，显然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潮流紧密相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省思和批判后，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也不断拓展，科学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引发诸多争议，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战后历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固执于“一国史”的思维定式，即便是基于“世界史的基本规律”的视角，在探寻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时，也并未从世界史的宏观层面上予以审视。这种单打独斗式的研究取向，显然难以构建系统性的世界史。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原专禄和远山茂树尝试从世界史和东亚区域史的视角审视日本历史，自此，“东亚世界论”日益成为一大潮流。同时，在科学主义理念指导下谋求发现历史的规律性，不免带有忽视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体——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弊端，毕竟创造历史的并非仅仅是政治精英，下层民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史主要关注民众在“暴动”中导致事件激发的一系列举动，却较少涉及民众的思想及观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在对“战后历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探寻历史规律性向关注人类主体性的转变，一系列反映民众史及民众思想史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日本学界开始反思战后一直迷恋的“技术至上论”问题，探讨规避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危险性，核心在于如何和平地利用、控制科学技术而不是抑制它们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科学主义理念在日本学界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学界围绕历史的主体问题、史料的解释问题以及实证性问题展开激烈争鸣，日渐呈现出构建“现代历史学”及“新历史学”的动向，在有关近代民众史研究方面进行了各种有益探索和尝试。尽管日本学界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和“一国史观”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在对其进行学术批评和对峙的过程中，才随着形势的不断转换，逐步推进了民众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乃至对世界历史的宏阔把握，新观点和新方法因之涌现。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战后历史学”发挥了萌生和孕育“现代历史学”和“新史学”的母体效能。
尽管当前日本的历史学研究涌现了加强社会史、民众史、女性史、观念史等研究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战后20多年间独领风骚的盛况已再难重现，但历史研究中应该遵循的科学主义理念却不应该被随意摒弃，如何保持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而又不丧失科学性和客观性，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微妙平衡，始终是日本学界今后应该着力深化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思想资源研究”（15BS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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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日本史学中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标志是1927年野吕荣太郎（1900—1934）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28年服部之总（1901—1956）的《明治维新史》，以及羽仁五郎有关近代明治维新史和渡部义通有关日本原始社会史、古代社会史一系列著作的发表。30年代后，该学派通过其内部“讲座派”和“劳农派”关于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的论战得到初步发展。以野吕荣太郎、服部之总为代表的“讲座派”提出的理论观点——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维新后建立的土地制度是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近代天皇制是专制君主制度，因更切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战后，以“讲座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立足于历史学研究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日本史研究会等阵地，批判天皇制，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国民的历史意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导力量。1946年石母田正发表的《中世世界的形成》，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50年代后期，日本史学界围绕远山茂树的《昭和史》和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展开了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反映了当代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现代化引起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
(责任编辑：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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