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冷战鼻祖、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06 爱思想 林晓光 参加讨论
2005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个人去世的消息，两家报纸标题分别为“冷战时代顶级战略家”、“构筑美国外交政策的局外人”，此人便是乔治凯南。凡是学过国际关系史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尤其是二战以后的部份，美苏关系是个大头、重头，需要对冷战起源之际的美苏各自的对外战略、政策行为、地缘政治、全球构想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较为详尽而全面细致的了解，其中美国冷战政策的出笼和确定竟然与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密切相关，因此电报的作者——乔治.凯南就成为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乔治-凯南出生于威斯康辛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幼年丧母。192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接受了专门俄语和俄国事务的培训，之后进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大使助手兼翻译。1944年至1946年他出任驻莫斯科代办，在此期间他仔细考察研究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也因此对俄罗斯怀有敬意和热爱。而对苏联的制度抱有极负面的评价认识。他描写过自己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街头漫步时的感受：仿佛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眼中的一切、耳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尤其是在对苏联基础民生做了详细调查后他确信美国一定能在美苏较量中取胜。当苏联人民在欢庆二战结束时他却说：“人们都在欢呼雀跃，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其实战争才刚刚开始。” 一、著名的8000字“长电报”(Long Tele：gram) 二战结束后，美国部分政治家仍对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存续抱有幻想，而凯南对于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但凯南此时只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区区一个代办，无权直接越过大使致信华府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46年2月22日，在外交领域打拼了20年仍碌碌无为的凯南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机会。当天，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Kennan)正卧病在床。由于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凯南暂时顶替大使处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一九四六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几个月来似乎在撒娇闹着小脾气。尽管电报如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但实际上再华盛顿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什么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给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表。政策早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驻苏使馆，等着例行公事的回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总统办公室。 但时年42岁的乔治·凯南并不想公事公办的文牍主义的既定程序中消耗自己的余生，他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疲于奔命、兢兢业业却碌碌无为，不出意外的话，再熬几年将凭着资历派驻某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无闻的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乐茜·海斯曼小姐( DorothyHessman)草拟回复，他盯着多乐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正在发烧，重感冒引起鼻窦发炎、牙龈出血的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电，篇幅之长让习惯了上司谨慎作风的多乐茜大吃一惊，因为她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原则之一是严谨、简约、扼要，如此之长的电文在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乔治·凯南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外交理论、对外政策、行为动机和做法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建议，为美国“已经采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理论和逻辑的依据”。凯南把这篇全名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五一一号》的电报分为5个部分，使“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而且看起来不会长得离谱”。电报对二战之后的苏联政治与外交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了应对克里姆林宫的基本原则：由于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当政者不愿与西方世界接触，以免国民了解真相；而且斯大林深信，与西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时间：1946年2月22日 地点：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人物：大使级代办乔治·凯南和秘书多萝西·海斯曼 主题：凯南就美国财政部询问苏联会否加入世界银行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事回电 内容：国务院2月3日第284号电令要求回答的问题，既复杂又非常敏感，既与我们常规思考极为不同，又对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我实在无法将我的回复压缩在一份简单的电文中，又避免造成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过分简单化。据此，我希望国务院能够容忍我将我的回复用五个部分提出。这五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 1、苏联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 2、这一思维的背景； 3、这一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 4、这一思维在非政府层面的反映； 5、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 请允许我先就对电报通讯所造成的负担表示歉意。然而，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发生的事件，是那么的急迫、那么的重要，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予以重视的话——（采用如此长电的形式）是值得的。 这封著名的长电报通过分析俄罗斯人的民族性，苏联的民族、社会与经济、政治的情况和特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解读和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提出美国应采取的对苏政策方针。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指出，虽然苏联人民和平而友好，可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在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驱使下，需要通过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证明其集权制度的合理性，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原因，苏联必然选择消灭资本主义和与美国对峙的政策的立场。于这样一个难以妥协的敌人对话谈判，收效可能微乎其微。但与纳粹德国相比，社会主义苏联无论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仍是一个弱小力量，特别是由于在二战中遭受的巨大损失，苏联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仍处劣势，所以绝不会冒险扩张。电报因此判断，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应该是：面对苏联政府，既不能妥协，也不必诉诸武力，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趁之机；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培养欧洲的反苏阵营以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他还精准地预见到社会主义阵营必将分化。总之，尽管美苏不大可能合作，但也无须诉诸战争，可以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促使苏联政权衰弱并走向最后崩溃。 这封也许是美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电报，在华盛顿的各政府部门被广泛传阅、轰动一时，引起了决策层的广泛关注，凯南也因此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我的名声由此确立。”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自传中不无得意地写道。尽管他一生著述颇丰，各种著作多达20本，其中《苏联离开战争》和《回忆录》还为他赢得了两个普利策书奖和国家图书奖，但在世人看来，乔治·凯南最著名的还是那封电报。美国政府高层非常重视这个“长电报”，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马歇尔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冷战时期以对抗苏联为中心的美国外交和全球战略，由此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二、遏制政策 随后，凯南又以X署名进一步阐发了其对苏政策观点，在1947年7月的《外交季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系统阐述了“遏制理论”，主要内容有： 1.苏联行为的动机根源，是俄国人传统的本能和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因此俄国人谋求安全的唯一做法，是为了彻底毁灭同自己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和殊死的斗争，决不会同那个国家达成妥协。 2.苏联行为的理论根据。凯南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苏联维持国内“独裁制度”和同外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斗争的理论依据。“苏联的意图必须始终庄严的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保证对内虚弱的政权获得外部安全。 3.苏联的政策目标。凯南认为苏联的近期目标，是从一切方面致力于提高苏维埃国家的势力和威信，力求分裂和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以及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 4.美国的对苏政策。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遇见的将来同苏联政权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美国必须在政治舞台上把苏联当作对手而不是伙伴。对苏政策的主要因素，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然而坚定、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的“遏制俄国扩张倾向的政策”。苏联对于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而对武力的威胁表现敏感，所以只要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并表明将使用实力的时候，就可遏制住苏联，不用诉诸武力。 5.遏制苏联的目标。遏制苏联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其本土和东欧，并竭力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对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战略和政策的确立和执行，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时从战时美军参谋长转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正需要这样一位具有独特外交理念并且熟悉苏联政策行为的人才，因此将凯南提升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乔治·凯南的办公室就在马歇尔办公室隔壁，可以通过连接两个办公室的边门互相出入，享有直接递交报告的特权，并为马歇尔设计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1947年，他以“X”之名，在《外交季刊》发表了《苏联行动的根源》，可视为“长电报”的加长版续篇。文中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这是乔治·凯南第一次正式提出“遏制”的概念。当时冷战开始，美苏关系恶化，美国在寻求新的对苏战略。凯南的学说应运而生、适逢其时，“遏制”旋即成为“冷战”的核心词汇，也是20世纪国际关系和冷战史时期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不过当时凯南并未对“遏制”进行严格界定，致使这个词一度被误解为“军事遏制”。随着国际环境风云突变，东西阵营对抗加剧，丘吉尔于1946年发表了“铁幕”演说；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先后建立；此后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对抗进一步组织化、制度化，“遏制”政策作为军事战略的框架和特征也日益固定和突出。对于这一重大的误解和误用，凯南倾其后半生进行澄清和修正，他说，自己从未设想过苏美之间的战争，“遏制”应为“政治遏制”，即采用政治、外交的手段，而非“军事遏制”。所以当“X文章”发表35年后，有杂志试图采访凯南， 他认为“口头表达不够严谨”，故提出书面作答。就在截稿期到来之前，他还在斟酌每一个标点和词汇，因为不想被“再次误解”。 乔治-凯南的眼光独特、观点现实，但带有极其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对苏联政府及其社会制度非常不满，并且因为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而使自己的外交事业亮起红灯，正如当年他在苏联工作时的上司所评价的：“凯南是一个了解苏联但并不了解美国的人”。乔治-凯南自认为不能见容于美国外交圈，于是当事业受挫时便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当上了教授研究学术，在大学任教期间一共出版了17本书，其中两部获得普利策奖。晚年的凯南思想似乎有所转变，他批评美国政府在对苏政策上过于咄咄逼人，不懂长袖善舞，导致苏联的过激反应而引发了美苏之间长达40年的军备竞赛。 三、从默默无闻到风生水起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开头，凯南为电文的罕见长度作出解释：财政部的垂询涉及到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与习惯思维格格不入，同时对分析国际环境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把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这短短两句话是乔治·凯南作风与学风的鲜明体现，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长电报更能准确地概括其一生。这位处事谨细的外交官厌恶概括、总结的简单手法，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他努力纠正美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对内，他像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没有什么区别），极少有人能如此耐心地像旁观者一样地观察审视自己，也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靠着敏捷的悟性和深刻地思辨，从日常琐碎小事中归纳和预见历史的进程与方向。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地记下了翔实的日记，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千页自传(Memoirs: 1925-1950，Memoirs: 1950-1963)是当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作品。 如果乔治·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广阔的视野、细腻的内心也许会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波澜起伏一生的作家。他在自传的开始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地、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被获知……”可见，解读乔治·凯南这类人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能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且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戏剧性地定义了其外交生涯。冷战史学家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的‘围堵策略’。” 但越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越容易曲解凯南本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也越加说明华盛顿的决策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外交家。对于一个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灵魂，最好的阐释是找到他那块“小玛德莱娜”点心。 1946年2月的凯南是美国外交界极少数自从一战结束以来持续关注苏联局势的苏联问题专家，像他这样亲历过大清洗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驻苏外交官已经寥寥无几。说实话，鉴于此前的外交通报全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一直人微言轻的凯南并未指望长电报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拟出8000字电文可能多少也有点逞一时之快。可是电报发出后的一周之内，国务院居然一反常态回电表示“赞赏”，海军部长要求所有高级军官仔细阅读电报内容，财政部长、国务卿、总统先后读了，认为长电报已经“让他能胜任更高阶的职位”。激动的美国媒体迅速报道了长电报在决策层引起的震动，把凯南描绘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者。尽管电报中的观点早在十年前苏联大清洗时期就已成型，但为何到1946年才激起如此广泛的反响？用乔治·凯南自己的话来说：“早发六个月，国务院对它嗤之以鼻，晚发六个月，则已是老生常谈。”他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发了一封合适的电报：当美国政客在苏联问题上屡遭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个时来运转、一鸣惊人的故事颇有一点“美国梦”的浪漫情调。 两个月后，凯南被召回华盛顿，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旨在短期培训中高阶军官的国家战争学院( NationalWar College)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官，给未来的军政精英们讲授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冷战。为此，乔治·凯南大量阅读有关美国外交史、军事史以及国家战略的书籍，与政治、外交和军事专家们多次座谈讨论，甚至自学了核武器方面的知识，并反复推敲、辩驳自己的观点、结论、依据和逻辑推理过程，逐渐形成具有明晰框架和严密体系的“遏制理论”。 变幻莫测、风生水起的1947年是乔治·凯南一生中柳暗花明、坐看云起的一年。年初，当时的海军部长在一次私人通信中要求凯南写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文章。凯南将文章呈上后，海军部长大为赞赏，并给一两个至交传阅。几个月后的7月，《外交季刊》发表了凯南以X署名、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著名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其对苏政策观点。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学术工作只是过渡性的，高层意在观察他能否胜任更重要的行政职务。1947年春，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深为西欧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而忧虑，于是召来在战争学院待了半年的凯南。马歇尔很赏识长电报，认为乔治·凯南是现在美国国内能够清醒认清欧洲现状的少数人之一。他要求凯南必须马上中止原本预计年底结束的教职，在两周之内组建一个直接向他本人负责的政策研究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从1947年5月至1948年末，凯南就在马歇尔隔壁的办公室，以长电报中所提之“美国必须以经济手段援助西欧以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扩散”的观点为基础，在一年半内制定了一系列援欧政策，即众所周知的“欧洲复兴计划”，并以马歇尔1947年6月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作为这一系列政策的启动标志，史称“马歇尔计划”。长电报是“马歇尔计划”的直接诱因，本人又是“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起草者，乔治·凯南在此事上居功至伟。短短两年内，长电报、马歇尔计划、X文档，凯南像乘直升飞机一般达到了政治外交生涯的顶峰。 1949年6月，马歇尔计划实施两周年之际，欧洲经济明显复苏（1948年至1952年是战后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在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纪念马歇尔演讲的晚宴，出席者有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马歇尔计划参与国的外交使节，各国官方以此感谢已于年初退休的马歇尔将军。此时的凯南虽然因为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诸多事务上意见相左而风光不再。可马歇尔还是以老上司的身份找到凯南帮忙修改一份答谢词，当凯南把讲稿改好送交时，马歇尔便顺理成章地请他同赴晚宴——很有可能，马歇尔要求凯南修改演讲稿只是想顺势邀请凯南出席晚宴的借口而已。 晚宴上，宾客如云、烛光盈盈，各国外交官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当各国使节讲完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恭维话之后，马歇尔发言，他一字不漏地念完了凯南修改的讲稿。在掌声中，众人举杯向马歇尔祝酒，老将军挺身举杯，却没有朝向贵宾席那些外交使节，而是“以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hisown inimitable graciousness)和微笑的眼神向没有资格坐贵宾席、远在宴会厅另一端的凯南举杯致意，确认凯南看到了自己之后再一饮而尽杯中之酒。 四天之后，凯南收到了马歇尔从弗吉尼亚州家中寄出的亲笔信：亲爱的凯南：我那夜非正式地感谢你为周日晚宴的演讲提供的帮助，我现在想更正式地告诉你我十分感激你为这些事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你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建议。我觉得你是修改上周日晚宴演讲的不二人选，因为两年前你为最初的哈佛演讲曾做过相似——但是更加重要的——工作。你忠诚的，G．C．马歇尔 “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这几个字中所蕴含的知遇之恩简直无以言表！要知道马歇尔并非一个和蔼亲切的人。漫长的军旅生涯早已将严峻冷酷的特性融入他的血液和言行，但他也成为美国政治外交史上最从谏如流、最重视下属意见的国务卿，其政治外交见解远比大部分国务卿更加成熟而深刻。凯南在华盛顿的几年中，与马歇尔共事约一年半，将一位高级助手对于决策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只有这个与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将军才真正倾听他的建议、欣赏他的价值。马歇尔任内开创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作为长期机构至今犹存。可惜也可叹的是，其他所有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没有机遇和能力达到第一任主任凯南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诀策的影响力。 四、高处不胜寒 何似在人间 乔治·凯南在政治外交领域的春风得意及其对最高决策层的影响力以马歇尔的退休告终。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政治理念与外交风格等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凯南被迅速地边缘化，不得不于1950年辞职。其实，早在凯南风头正健之的1947年，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河认知，就已经与高调出台的杜鲁门主义分道扬镳了。 事情要从1946年末说起。当时英国政府鉴于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不得不宣布暂停对希腊的经济援助。而这一经济援助是阻止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支援下的希腊国内左翼势力控制希腊的关键。英国突然撤出，希腊危在旦夕。跟希腊一海之隔的土耳其不仅历来与希腊政局息息相关，而且地理上与苏联接壤，希腊不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讲使土耳其滑入苏联阵营。此时，凯南的长电报所分析判断的冷战局势已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已在所难免。但作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总统这时面对的，是还有不少孤立主义声音的共和党占优势的参众两院，白宫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说服国会投票支持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 1947年2月末，尚在战争学院任教的凯南突然接到通知，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由凯南主持、专门研究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临时小组，为三周后杜鲁门总统就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国会演讲起草讲稿。于是凯南与小组成员日以继夜地赶出了一份详实中肯的报告。凯南基于在长电报中所分析的苏联对国际局势的微妙心理和不敢贸然扩张的原因，提出面对苏联这样谨慎敏感的对手，在土耳其、希腊问题上避免冲突、就事论事才是正确的政策方针，而不是将具体问题普遍化，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夺。 但不久后凯南惊讶地发现，国务院最终呈递给总统的定稿与自己起草的原稿大相径庭。原来，草稿经另一个小组“润色”后，已与原稿中就事论事的客观论述截然不同，强调了原稿并未侧重的意识形态对抗，以便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凯南立即表示抗议，但为时已晚。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关于希腊、土耳其问题所作的著名演讲—“杜鲁门主义”—充斥着意识形态渲染和冷战对抗色彩，特别是那几句极富鼓动性的话：我相信，支持自由民族，帮助他们抵抗有征服预谋的少数内部武装分子以及外部压力，必须成为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这些慷慨激昂的宣示似乎成为了美国加大冷战力度、挑战苏联的宣言和动员令。这些国会议员们喜闻乐见的“传播自由”、“抵抗暴政”、“民主旗帜”等蛊惑人心的词句恰恰是凯南最担心的，因为这样的修辞把单一的、个别的土耳其、希腊问题变成了普遍的东西阵营对抗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在“必须”、“支持”、“帮助”的语境中，美国针对土耳其、希腊问题的特定政策也被解读成了一贯坚持的既定政策。 “杜鲁门主义”的演讲果然使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决议，并在美国舆论界受到广泛好评。可是这一演讲同时触动了苏联人敏感的神经，并向世界各国发出了错误的信号。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基于“杜鲁门主义”的绝密文档“NSC-68”，将“被动遏制”转为“主动遏制”， 即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针锋相对，从而奠定了此后20余年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如果说1945年5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还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冷战序幕，那么到了1947年3月12日，这一好大喜功、以偏概全的演讲让美苏双方都不得不揭下盟友之间克制的面具。冷战由此正式开始了。 之后的几十年，朝鲜问题、中国问题、古巴问题、越南问题，一切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都因为“杜鲁门主义”而解读和演变成为自由民主与专政专制的斗争，美苏关系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任何政策、意图和举动，都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本国安全利益至上的政策动因中误读成敌意，都迫使美国不得不出面与苏联对抗。 乔治·凯南虽然被称为“冷战鼻祖”，但其实他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强调，遏制政策仅仅是在政治外交的领域，美国冷战政策的过度军事化让他大为惊讶。早在1948年，凯南就提议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认为自己是担当美苏复交谈判的最合适人选。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政府大为震惊，就是否有必要制造威力更加强大的超级武器—氢弹—展开了辩论。凯南强烈反对这种核武军备竞赛的升级。他知道自己身单力薄，就联合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主任、著名的原子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一同与强硬派辩论，但还是在强大的鹰派阵营面前铩羽而归、败下阵来。凯南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外交理念与充斥美国政府的鹰派政策已经渐行渐远，终将分道扬镳。其实，就连杜鲁门自己也为“杜鲁门主义”后悔莫及，曾试图在多个场合澄清他当年演讲的本意，可在冷战的大环境和意识形态的狂热中，所有试图重新定义“遏制政策”的努力都徒劳无功、收效甚微。 五、盖棺论定 千秋功罪任评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委托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磋商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这一磋商最终促成了战争的结束和停火协议的签署。1952年，被迫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的乔治·凯南曾先后出任驻苏联和驻南斯拉夫的大使，他竭尽全力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并为美苏之间发生战争危险的可能性而忧心忡忡。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最了解俄罗斯的美国人居然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因而不得不黯然回国。在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抗的冷战之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变化中，理想主义者乔治·凯南空有抱负和理想却始终无所作为。1953年，被成为“冷战斗士”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致力于加剧军事领域的冷战对抗。希望缓和美苏关系的乔治·凯南与之话不投机半句多，故此被解雇。仕途上的挫折使之转向学术研究，他出人意料地加盟年轻时曾痛恨的普林斯顿，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历史研究员。这也是奥本海默力排众议的结果，这样多少能够缓解凯南被无故解雇的羞辱之感。尽管众人议论纷纷，但凯南用自己的勤奋刻苦和杰出业绩堵住了汹汹之口，最后被公认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杰出教授。作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批评家，凯南从20世纪60年代起笔耕不辍、大作迭出，著作多达20本，几乎拿遍了各种图书大奖，其中《苏联离开战争》和《回忆录》还曾分别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即便如此，凯南仍然感到自己的教学生涯始终被笼罩在要么出书、要么走人的阴影之下。这是他直到退休以后才向亲密朋友吐露的心声。 1999年初夏，传记作家约翰·刘易斯·卡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前往普林斯顿看望时年95岁的凯南。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风景如昨，哥特式建筑的尖顶，郁郁葱葱的老树，芳草萋萋的草坪，都是少年凯南曾热烈地向往过，视为救命稻草那样依附过的；而青年凯南也正是在这里看清了美国社会贫富不均、阶层分化的真相，因而心灰意冷远走他乡；中年凯南虽曾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光，而最后仍然是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伤痕累累，从庙堂之高退回江湖之远。其实江湖也并非可望不可及的桃花源，却偏偏是这所让他一言难尽、百感交集的母校。凯南20岁时所厌恶的这所大学里的阶级分化现象，在20多年后有多大改观呢？尽管普林斯顿大学此时已有大量的少数族裔学生，1969年起也实现了男女同校，但毋庸置疑，它仍然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中最保守的大学。经历过政界纷杂人际关系的沉浮和折磨，暮年的凯南已经看淡了青年时代难以忍受的不公正、不公平，仍然选择在这所母校度过余生。开头几年，他作为外交官的名声还远近闻名，校方曾反复游说他开一两门课讲讲华盛顿的往事，都被他拒绝了：“我不是一个好演讲者。我写文章更好。”这句话恰恰道尽了他何以成名又为何失败的原因。又过了几年，就再也没有人打搅一个老教授的生活了。此后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是一段长达30多年的宁静的私人生活——读书、写作、钓鱼、打高尔夫球——如同长电报发表之前那样。在这片他欢喜又讨厌的校园里，他平静的生活着，看着孙辈们一个个出生、长大。 1981年，凯南获得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这是表彰他对冷战的富有原则性和清醒理智的批判，也是他受到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欧美民众尊敬和拥戴的证明。凯南在领奖仪式上发表了影响深远、震惊世界的演说，呼吁美苏共同削减50%的核武器。这正是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与苏联达成的核裁军协议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传记作家加迪斯去普林斯顿时，拜访的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失败的政客、神秘主义者、弗洛伊德信徒、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批判者——热爱俄罗斯，痛恨俄罗斯；痛恨美国，热爱美国。在堆满几千本俄国和美国书籍的书房里，传记作家和老人东拉西扯地聊着海阔天空：从威斯康辛道普林斯顿，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突然，两行浊泪从老人眼中缓缓流出。他说，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草原》。《草原》的故事讲了一个9岁的小男孩叶果鲁希卡被妈妈托付给做生意的舅舅带到远方上学，期望他将来能鱼跃龙门、跻身上流社会。小男孩和舅舅乘马车穿过大草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他只是十分想念妈妈。凯南说，他一直想象，自己就是象契诃夫笔下的小男孩，想象他从马车里仰望星空，试图从天上的星辰里抓住生活与未来的意义，然而星辰却总是以它们默默无语和居高临下压抑着他的灵魂和心灵，只有孤独寂寞在前方的坟墓里等着他。凯南说，他的一生就像是叶果鲁希卡的一生。 凯南坚持的保守主义哲学思维，使之认为有必要在战后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他在那封著名的“长电报”中说，美国应当为苏联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样板，使得自由、公正等基本原则得以体现；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内部的问题，就是对莫斯科的外交胜利。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他的女儿格蕾丝-瓦纳克打来电话，对他的预言实现和远见卓识表示祝贺。但凯南却不无忧虑的说：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麻烦。因为这一切来的太快、太突然了。不行的时，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正如凯南所料。 说到底，凯南虽然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现实主义者，但他常常有文学家、艺术家那样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而这样的性格如果对于学者来说无伤大雅，那么对于政客就可能是致命的。在几十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凯南始终没有学会在政坛生存、在官场游弋所需要的手腕、心机和权术，也不会揣摩上意、按照上司的要求“修剪”自己的思想。因此，尽管凯南被称为影响美国战后外交的“智者”、“冷战鼻祖”、“战略思想家”，但却不得不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纽约时报》把凯南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旧世界的外交贵族”，他敌视苏联，也厌恶美国的流行文化，却对19世纪的欧洲王室和贵族阶层充满着怀恋。 2005年3月17日，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的家中逝世，次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头版配以大幅照片发表了哀悼凯南的文章。以罕见的殊荣纪念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在短短两年内为美国所作的历史贡献，以及他被人们慢慢遗忘的、剩余的99年时光。 在凯南的长电报问世70年之后，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凯南日记》，收录了凯南从1916—2003年的日记中有关政治外交的评述，成为研究国际冷战史的又一份极富价值的重磅级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