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纪传例”。范晔“自序”又称：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这里提到了“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问题。关于《后汉书》的“纪传例”问题，前人少有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其大略”的前后，包含着“诸细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为主”的思想。现在我们只有从《后汉书》纪传本身及其序、论去探讨范晔所谓“诸细意甚多”了。刘知几在论及序例问题时，批评范晔改变了《史纪》、《汉书》的传统，他说：
爰自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4]（《序例》）
刘知几的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起首就指出：“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既然如此，不同时代的作者，必然有其不完全同于古人或前人之“意”，若无“序”则难以明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刘知几此处所论，不无自相矛盾之嫌。范晔的“诸细意甚多”应是《后汉书》研究者所应当特别关注的。
其三，关于作史的目的。范晔“自序”还写道：
欲遍作诸志，《前汉》（按指班固《汉书》--引者）所有者悉今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
显然，就卷内发论，以正是失，是范晔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后汉书》之意；他说“意复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没有达到，乃引为憾事。刘昭对他的遗憾深为理解，故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对此强调指出：“书虽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认为，刘昭对《后汉书》所做的“注补”之举，的确是深得范晔作志之意。惟其如此，刘昭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页。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使东汉历史撰述得以成为完璧。
还需要指出的是，范晔所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来龙去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讲到他对有关黄帝的文献抉择去取时，有这样几句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里，司马迁十分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这个“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范晔所谓“以意为主”，当与此相近。清人章学诚谈到别人以其与刘知几相比喻时，他不赞成这一比喻，认为：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史馆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6]（《家书二》）。
章学诚说的“盖有天授”，实是指他在史学方面所具有的天分和气质，或指悟性与创造性。他说的“史意”，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及其演变的轨迹的认识，二是指史家为史之意即作史的目的。一般说来，刘知几重在讨论“史法”，章学诚重在讨论“史意”；但若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就把事物看得绝对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也曾引用过司马迁的话，用以表明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涵及旨哉！[6]（《答客问上》）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心知其意”的“意”、“知意之人”的“意”，同“作述之旨”的关系了。
讨论至此，回过头来再看范晔说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史学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就不难理解了。
二、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范晔撰《后汉书》，计划中应有十志，后因获罪而未果。李贤等注《后汉书》曾谓：
沈约《谢俨传》：“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番腊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7]（《皇后纪下》注）。
此事与范晔“自序”不符，刘昭注补志序亦不曾提及。南宋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已说明这一点，并进而指出沈约《宋书》并无《谢俨传》这一事实，认为此事“殊不可晓”[8]（P626）。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于此事亦有详尽注文，结论是“异说备考”。这里，有一点疑问可以作为参考，即李贤注文只是说“沈约《谢俨传》”云云，而洪迈《容斋四笔》则说是“沈约作《宋书·谢俨传》”云云。今查《宋书》，确无《谢俨传》。这里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李贤等人对沈约《谢俨传》确有所据，但并非收入《宋书》而已，故洪迈从《宋书》中寻找根据自无结果；二是洪迈疑问可以成立，则李贤等所据不确。看来至今也还只能是“异说备考”。
从史学思想来看，范晔即使将十志托给谢俨，最多也只是限于史事部分，而“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则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这一点自无疑义。当然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卷内发论，以正得失，是多数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一般说来，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现在，我们已不可能得知范晔是怎样在拟议中的十志于卷内发论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末，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后汉书》纪传中，尤其是纪传的史论中窥见其有关的见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范晔的这一宗旨不可能只打算在十志中表现出来，而在纪传中则不作任何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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