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史学家的素质要求
中国史学著作很多，主要的体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将史书分成15类，还有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地方志等等。中国史学评论也 很多，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作为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 史学家少，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7]，提出了对史学 家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才、学、识。
所谓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要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 文字要简洁，条理要清楚，叙人叙事要生动，文笔简练，又要抓住要害。典型的例子是 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宋朝大文豪欧阳修认为旧唐书、旧五代史修得不好，太啰嗦，叙述冗杂，于是重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新史修好后，旧史无人使用，以至失 传了。直至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大部分内 容，拼凑还原而成，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并列入二十四史。欧阳修自称其书“事增於前 ，而文省於旧”。但后人也批评欧阳修“事增於前”，网络野史、笔记中的记述，不足 为信，“文省於旧”，但唐朝文章用骈体文，新书将旧书压缩节略反而晦涩难懂。新旧 唐书、五代史，从其简要、文章条理而言，新胜于旧；从记事详细、保存史料多且完整 而言，旧胜于新，各有千秋。
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既要求 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能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点，越到后代越难，因为 现代知识领域更宽更广，而且史料积存越来越多。就拿清史来说，《清史稿》有536卷 ，《清实录》达4000多卷，这些还都是第二手资料，第一手如中央档案基本上完整地保 存下来，达1000万件，而这一件并非是一片纸，而是一个卷宗，大的一件可以装一汽车 ，有100多人在管理这些档案资料，切实地掌握浩瀚的历史资料，很不容易。作为史学 家就是要坐冷板凳，钻进去，下苦工夫。资料的海洋无边无际，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只 能探索这片海洋的一个角落。掌握的知识越多，史料越丰富，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我记得《第三帝国兴亡》一书的作者利用纳粹档案，数量之多要以吨计。现在各国政府 档案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50余年的历史档案，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 形容，不为过分。
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规律，如 何判断历史。尽管史学、史才很好，叙述很有条理，文章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 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正确，其著作也会丧失价值。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到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史德者何？著 书者之心术也”[8]，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 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古代史学家非常 重视史德。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9]是两个典故。春秋时齐国崔杼权力很 大，杀了齐庄公，齐太史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发雷霆，下令把齐太史抓来杀了。 齐太史的弟弟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害。其三弟继续秉笔直书，亦被杀害。第 四个弟弟也视死如归，崔杼见状，只得将其放了。当齐太史的四弟走出门时，看到南史 氏拿着竹简在门口等候，就问他干什么，南史氏回答道：听说齐太史一门都被杀了，我 怕这段历史无人记载，就想由我来记下来，现在既已写上，没有我的事了，可以回家了 。这些古代史官不畏强暴，为维护历史真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难能可贵。还有晋国晋 灵公时，赵盾是一个有权势的大夫，也是一位贤人，但和晋灵公产生矛盾，于是离开了 晋国国都，其弟赵穿起兵政变，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接回来，赵盾于是恢复了权势。 晋国的史官董狐记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晋灵公乃赵穿所杀，当时我已经离 开国都，与我无关。董狐答道，你是“行不出国，归不讨贼”，实际上你就是赵穿的后 台，责任在你，你是想要避开弑君的恶名，但历史要写真相，不能被假象所隐蔽。孔子 称赞“董狐者，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0]。秉笔直书，才能成为信史，是中国历史 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须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有很高的道德修养。
三、编写当代史的特点与难点
中国古代修史，多写通史，常常包括国史、当代史在内。孔子作《春秋》，其实就是 鲁国的国史，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而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所以写 《春秋》对孔子而言是从古代写到当代。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如此。直至魏晋南北朝 时期，编写当代史、国史的还很多。但唐朝以后，修当代史由国史馆承担，私人编修的 少了，写的也主要是局部的历史而不是全国的历史。为什么？我估计编写当代史有一些 特点和难点。
首先，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同样一件史实，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例如辛 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一件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但是 如果站在清朝遗老遗少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清史稿》就是这样，其 作者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对清朝是忠心耿耿，对辛亥革命很仇恨，因此歪曲历史，颠 倒黑白。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写中华民国成立，孙 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11]。至于 谁是大总统，不写，不愿写出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根本不谈孙中山的活动，关 于兴中会、同盟会也一句没有，无从知道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其中有一处提到孙中山 的地方，其言为“光绪三十一年，太后懿旨，赦戊戌党人，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不 赦”[12]。提到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时，用“伏诛”一词。相反提到辛亥革命中被 革命党打死的清朝官员如端方、恩铭、陆钟琦等，却大加歌颂，赞曰：“慷慨捐躯，从 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纲常伦理赖以不废”。[13]这部书是民国政府出资，袁世凯下 令编修的，竟把中华民国的烈士大肆辱骂，而对反革命敌人却大加歌颂，所以北伐胜利 后，国民党人评论道“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14]，禁止它的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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