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凯利的定义带有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色彩，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凯利本人对此也毫不讳言。在《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的“编者按”中，同为公共史学运动发起人的约翰逊对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定义做了说明。他提出，公共史学是“一种多维度的新兴史学领域”（a many-faced new field of history），它可以有效地将传统史学训练中缺失的许多内容组合起来，将历史研究的技能运用到学术界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他指出，公共史学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使公众受惠”（for public benefits）的历史学科。他随即列举了历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8个“公共领域”：1.政府机构（帮助各级政府做出相关的政策分析和评估）；2.商业（研究商业决定的起源，进行政策分析，书写企业成长的历史）；3.研究机构（进行专项和定向研究，包括开展口述历史的项目等）；4.媒体（为电声、电影和印刷媒体的作品提供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籍的编辑与出版等）；5.历史遗址保护（进行历史遗址的测绘、评估、环境保护等）；6.各地的历史学会和家族史协会、博物馆等（研究地方志、历史展览或地方的历史项目，提供专业咨询，进行史学审查等）；7.档案和历史资料管理（管理和主持历史资料和档案的评估和管理工作）；8.教学（在大学讲授公共史学的课程，培养人才）。⑧约翰逊驳斥了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实用史学”（applied history）的说法。他认为，将专业史学（academic history）与公共史学的关系类比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所谓“基础研究”与“实用研究”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史学家的训练无疑会包含“实践”的内容，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同样也是一种“基础研究”，也是在创造新的知识；他们同样需要具备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和技能，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对自己成果的质量要求与传统专业历史学家并无二致。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他们的资助机构和雇主所建议的研究种类中来设想和创造（研究的）题目”，他们没有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随心所欲地选择研究题目的自由。⑨即便他们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凯利和约翰逊对公共史学的原始定义却包含了一种重要思想，即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技能应用到与公众相关的事务中去，大学历史系必须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为社会培养掌握历史知识、能够为公众事务提供具体和现实帮助的人才。换言之，史学必须为公众事业服务，历史学家应该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中发出有分量的声音，而不是关起门来躲进象牙塔，自说自话，与现实隔绝。他们所定义的“公共史学”实际上隐含了“公共领域中的史学”（history in public）的涵义，但这种理解要到数年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公共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论述中，凯利以耶鲁大学美国南部史专家范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和著名黑人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等历史学家对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参与为例，来说明公共史学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⑩但当时，他和约翰逊并没有直接挑战专业史学，也没有把公共史学看成专业史学的对立面。相反，他们更多的是将公共史学看成专业史学的一个分支，看成是接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人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自然延伸。
发展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除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外，其他一些学校也在探索培养史学研究生的新途径，如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当时在历史系设置档案学专业，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开设了历史遗址和遗产保护专业等，但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公共史学项目直接提出了公共史学教学的宗旨和方向，对推动公共史学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赋予了公共历史学家一种专业身份认同，（11）由约翰逊等人发起创办的《公共历史学家》则为该领域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学术平台。1978-1980年间，一系列关于公共史学的讨论会得以举行，这些讨论会吸引了专业历史学家和那些在政府部门、博物馆、档案馆等工作的史学工作者参加。这些会议直接推动了公共史学领域的组织化。1980年5月，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成立，成为公共历史学家的专业学术团体。该学会成立后，将《公共历史学家》作为学会的学术期刊，并出版会员简报，召开年会，与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学会（OAH）和美国历史学会（AHA）在内的全国历史学专业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NCPH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历史学家的联系网络，鼓励大家相互交流教学经验和研究信息，尤其是交换公共史学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实践项目和工作机会的信息。它同时还担负起推广和普及公共史学教育的工作。（12）1981-1985年间，NCPH出版了名为《教授公共史学》（Teaching Public History）的季刊，鼓励各高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设计和发展公共史学的教学和研究生项目，推动该领域教学的专业化。1986年，NCPH发布了《美国公共史学教育指南》（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n America:A Guide）的报告，其中列举了美国高校开设的公共史学项目的名单和情况。1990年NCPH公布的报告指出，当时美国有54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史学专业。（13）根据2010年NCPH网站公布的信息，目前开设公共史学专业硕士生项目的美国高校有近90所，至少有7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史学的博士学位项目。（14）
公共史学教学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该新学科的教学规范和评估标准。1988年NCPH专门组建了评估委员会（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后改名为“专业标准委员会”），对自称设有公共史学的150所大学进行调查并收集资料，但因为学科评估牵扯面甚广，各高校公共史学项目的内容设置并不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相关专业的专业性组织的存在（如全国历史遗产保护委员会、美国博物馆学会、美国档案馆员学会等），NCPH作为一个综合性专业组织，不便也无法参与这些具体领域的教学评估标准的制定，所以公共史学评估没有得到批准。但是，NCPH没有放弃对公共史学教学的监督。它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委员会，负责为公共史学的教学提供平台，并向新建的教学项目提供课程大纲和教学参考资料。2008-2009年间，NCPH的“公共史学课程和训练委员会”（NCPH Curriculum and Training Committee）颁布了两项重要的项目建议，分别对公共史学硕士项目和本科项目的课程内容和构成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关于硕士项目的建议指出，公共史学的训练与传统的博物馆研究、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训练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公共史学家可能会在博物馆等公共领域就职，但他们的功能是不同的，他们除了掌握史学研究的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对利益攸关者的兴趣保持敏感”和“从思想高度来掌控历史内容”的能力。该建议称，一个最理想的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应该为学生提供坚实的史学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基础训练，并以获取教育经验和技能训练为导向。学生必须要为在“公共领域”中实践历史学做好准备，这个领域要求他们对共享的解释权（shared authority）、反省式的教育实践（reflexive educational practice）、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政治敏感（political sensitivity）等价值观具有高度的认同和准备。（15）
尽管各学校的教学计划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公共史学教学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根据长期从事公共史学教学的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项目负责人舒尔茨（Constance Schulz）的总结，美国公共史学教学在目的、主题和构成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在目的（purpose）上，公共史学训练学生掌握传统史学研究、解释和写作的技能，帮助他们将这些技能应用于众多的公共领域，使历史知识和历史阐释有助于思考现实问题，并力图准确理解原始历史材料。在主题（theme）方面，公共史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是：了解和理解原始的历史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筑物、遗址、场景、文物、口述记忆、影像资料和电子文献等；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同时兼顾地方、区域、民族国家、文化和主题历史的背景下来思考具体的历史问题及其细节；历史学家的工作经常是团队工作，历史学家必须学会与其他人进行合作。在教学内容（elements）方面，公共史学教学应做到：保证学生拥有史学研究和写作的过硬技能，并熟悉至少某一领域的史学发展；学生应掌握在某一公共领域（如博物馆、档案馆、公司或企业、历史遗址）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操作技能；学生应该拥有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实践的机会。（16）从实践的过程来看，这些共识确实得到了贯彻和实施。绝大部分的公共史学项目都设在历史系，保证了扎实的史学训练。几乎所有的公共史学项目都保证给予学生参与实习的机会。
与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相比，公共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受众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时面对学术界和学术界以外的“公共领域”中的不同群体。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识追求，而是必须为满足现实的需求提供线索和答案。公共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必须是多元的、开放的，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史料。许多学校的公共史学教学大纲都反复强调学生必须重视照片、电影、文物、口述历史、建筑结构图、环境状况记录等，并将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分析材料。此外，公共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是多元的、跨学科的。许多公共史学的训练项目都特意增加了历史地理、艺术史、民俗学、商业管理、政策研究、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训练。自然，在公共史学开始兴起的时代，传统的专业史学研究也越来越注重从其他学科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技巧。1982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曾呼吁历史学家必须吸取和学习统计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在美国史学界，公共史学的出现对推动交叉学科史学研究模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7）这一点也为后来大量出现的公共史学成果所证实。
公共史学的发展并非仅仅局限在教学范围之内，近年来，一些研究专著的出现证明了公共史学对专业史学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探索和深化公共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例。例如约翰·博德纳的《重塑美利坚：20世纪的公共记忆、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结合方兴未艾的公共记忆研究、区域研究、族裔研究和亚文化研究，对不同种类的公共记忆和象征进行了研究，从社区、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来观察公共记忆的形成与演变。（18）戴维·格拉斯伯格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了传统的专业史学博士训练，但最终成为了一名公共史学家。他在科罗拉多州弗德台地国家公园工作数年，积累了丰富的公共史学实践经验。通过研究美国人对不同战争的记忆和表述、新英格兰城镇和加利福尼亚地域的发展，他紧紧把握“地域”（place）的概念，以此来分析美国公众历史感的形成及其内涵，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新记忆研究”而与传统的记忆研究相区别。在他看来，传统的记忆研究关注一个群体或一种机制对于过去的信仰，而新记忆研究则关注公共领域（public places）中不同历史记忆的交织和冲撞。换言之，“地域”也是一种组织和建构记忆的媒介，而公共史学关注的正是社会、社区和群体的“传统”是如何被编织起来的，即所谓“传统的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过程。（19）凯瑟·斯坦顿则通过考察美国早期纺织业基地洛厄尔国家历史公园，来探讨这个著名国家遗址公园在呈现历史记忆方面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20）罗伯特·科克则记述和分析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内战的不同记忆。（21）安·登科勒则将种族关系与公共记忆结合起来，展示了公共历史学家在表述历史时所面临的挑战。（22）我们同时看到，公共史学的发展已经不再仅限于美国，而且扩展到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等国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23）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公共历史学家》近期刊登了詹姆斯·弗莱士的论文，该文考察了中国山东省对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等“公共史学”项目的管理。（2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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