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央集权专制是和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历史和逻辑的产物，前者赖以生存的制度是后者制度性崩溃的必然结果，而后者的存在和蔓延必定是对前者的消解，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封建主义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其结果必定是国家的分裂；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不同制度特征及其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二者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它们是无解的历史悖论，它们的分别存在和更替关系实际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的时代：封建时代和帝制时代。（16）
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规定了中国从秦以来直至晚清的社会性质，也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路径依赖，这是封建制度不能再继续有效整合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后唯一的制度选择，也是各种政治主体在经过长时期的政治反复和政治比较后所确定的符合中国历史需要的制度安排。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在整合和配置社会各种资源时，显然拥有比封建主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是它之所以取代封建主义而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不仅彻底解决了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解决的民族和社会分裂问题，为中国奠定了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多实体多文化的统一基础，而且，它也创造了世界农业文明时代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在制度建设、城市发展、平民教化和公共伦理等方面，中国也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中国近代以来陷于经济衰退和制度崩溃后，人们会轻易否定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背后所潜藏的所有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在近两个世纪里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并在西方的压力下趋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历史事实，是否就是表明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就是按西方的社会模式和制度来重新建构中国社会？难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与中国以前的制度及其历史完全决裂的结果？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是否真的存在着一条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路径？导致人们对普世化想象的一系列历史迷思的真正原因究竟何在？
三、中国史学叙事中的西方普世主义话语
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便被笼罩在西方强大的普世主义语境中，这是中国已有数千年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西方的船坚炮利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潜藏其背后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制度之间的冲突最后归结为话语之间的冲突。
从欧洲中世纪以来，思想先知们对人类大同世界的神学想象不仅构成了基督教的永恒主题，而且也在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中被演化为人民脱离现实苦海的终极想象。基督教末世论式的救赎、各种乌托邦的预言、空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最后都指向一种普世主义的历史终结。这是只有在西方的语境中才会产生的结果，其实质是沃勒斯坦所概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启蒙时代的来临，唤起了人的理性觉醒，在中世纪的一切价值都必须被重新估价时，只有普世主义的观念没有遭到根本质疑，“祛魅化”在解构神学的同时并未同时消解人对普世化的想象；相反，通过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一个更加完整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被建立起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显然在其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启蒙时期形成的有关历史进化论的种种不同观点，虽然对历史要达到的目标有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描述，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共同构造起一个西方的进步史观，那是一个完全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部扩张，最后按西方的模式来统一世界历史的共同想象。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就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概括的那样：“欧洲人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而是集体性的作为人类的一种类型而比其他所有人都要优越”。（17）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差不多同样认为：“除了由于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的世界性胜利而产生的假象外，所谓‘历史统一’的错误概念——包括那样一种推论，认为文明的河流只有我们西方的这一条，其余所有的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里的死河”。（18）汤因比认为这种历史观来源于三个历史错觉：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历史进步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错觉。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用“启蒙史观”来概括这种普世主义话语，他把这种历史观称之为一种线性的进化的目的论，他在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精辟地看到：“其哲学体系显然适用于觊觎世界的殖民霸权”。他还引用了伊曼纽尔·莱文拿斯的观点：“这是西方哲学中有关总体性的观念的一个特征，它靠摄取和扬弃‘他者’来生产知识。这种总体化的基本形式是历史，它把‘他者’归结于普遍性的历史的时间和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19）杜赞奇据此认定，西方的启蒙史观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观念有深远影响，他试图揭示中国对启蒙历史观的接受以及启蒙历史怎样与创造一个向现代演进的民族主体的工程密不可分，一个大体相当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在20世纪初是如何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生根的历史事实。他尖锐地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密切参与创造一个特定的中国民族主体，他这样写道：“不管学者相信中国正在往现代化方向迈进不是永远停留在前现代，他或她的着眼点都是与启蒙历史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进化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叙述结构仍与欧洲模式或启蒙模式联系在一起，而揭示这个历史模式的压抑作用更广泛、批评性更强的历史则仍多阙如”。（20）
应当承认，杜赞奇的看法切中了中国自近代以来迈向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领域里的征象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按何种方式向何种社会形态演进？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制度优势和军事优势面前，中国似乎别无选择。晚清的新政改革不管是如何被动，其实质就是按西方的模式重新建构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时期内，不管是西方的列强还是中国的知识阶层都乐意见到的结果。社会变迁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形成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形成梁启超和严复等人所说的新的“公理”和“律令”，从而把“西学”不再仅仅视为一种工具理性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价值理性，一种观照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变迁的思想框架。这种思想文化的变化比制度物质器面上的变化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在自身丧失了自我革新和自我变革的力量时，外部的冲击是它内部引起变化的唯一条件。问题在于，应当如何持续地认识和评价这种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及其在史学领域的反应。
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论战，就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史学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问题的深度关切，也体现着按何种史学观念来界定中国社会性质进而界定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意识，论战的各方都期待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把握和阐释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其实是东方国家在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俄国革命的酝酿阶段，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的争论，就是围绕着如何认定俄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对普世史观的迷思不仅形成了一种关于历史注定按一种相同方式发展并趋向一个相同的历史结局的历史观，而且也演化为关于社会变革的具体纲领和策略，约束着对当时促进社会变革的主要形式——革命——的共同思维和想象。在第三国际基本掌控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又被演绎成一种革命的普遍模式，即俄国模式。中国共产主义的早期先行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按照莫斯科对马克思主义的固定叙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正是由于对第三国际所宣扬的普遍真理和普遍道路的迷信，导致了中国革命初期的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也同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反省和思索。毛泽东的成功及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被总结出多方面，但核心就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道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叙事和俄国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话语具有明显差别。3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更加剧烈的社会变化，遵循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不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先例，而且在西方市场化模式中也无现成经验可鉴的只属于中国的独特道路，其意义决不限于一种发展策略。显然，有关“中国特色”的叙事应该被置于历史观的高度来予以把握。确切地说，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同时也是对普世史观的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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