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不 同的见解，这是很自然的。这里我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即史学是文明 时 代的产物，而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乃是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 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 ，是中国史学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翦伯赞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 说道：“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 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 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3 ]（p4）一般说来，翦伯赞的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大致显示了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 的历史任务。关于中国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是人们所熟 知的，这里不一一引证。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 一 ，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同时， 不断开拓世界史研究领域，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加强中外联系提供参考和帮助，也 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并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经 验。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7]（p358）这和 上引江泽民所讲的那些话，可以看作是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的历史任务。一位美国历史学家 说过：“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 社会的支持。”[8]（p9）史学应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公众、历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对此，我们似不应有什么误解和怀疑，而是要增强史学 关注社会的自信。
第四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史学是一种事业，一种崇高而 神圣的事业。同任何事业一样，它也会经受挫折，会有教训。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 ，经验固然很多，教训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 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为此，一是不 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简 单化、绝对化等等，曾经给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造成损失和危害，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二是要 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 政治骗术，如“文革”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这种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 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 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重教训。“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并彻底清除它在社会公众中所造 成 的关于史学的误解和阴影，恢复史学应有的尊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大家还要努力 。
二 史学批评与21世纪中国史学
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 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 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史学工作者在批评中不断得到提高，又 帮助别人得到提高。史学批评还是架设在史学家、史学成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有 了 这座桥梁，史学同社会得以沟通：史学从社会中得到了养料和动力，社会从史学那里得到了 经验和智慧。史学批评是不可缺少的，史学批评应当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从而更广泛 、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里，我就史学批评问题讲几点认识，和同行一道探讨。
首先是关于史学批评的对象。史学批评所考察的对象，广义说来，凡一切史学活动及其成 果，都在史学批评考察的范围之内。具体说来，凡史家、史书、史学现象、史学思潮、史学 发展趋势、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都是史学批评考察的对象。这方面的工作有广阔的天地 ，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当前在人们的史学观念中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有种种不同 的说法，一是史学要关注社会，二是史学要超越社会，三是史学同社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等 等。这些说法，在深层次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点？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 ？其中，哪种观念更能反映出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本质？又如，对过去的史学如何看？对当 今的史学如何看？也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文革”中史学受到空前的践踏，是 史 学的劫难；有人说，“那时的史学着实风光一时”。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有人认为，“史学几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学科”，仍处在“危机”之中。再如， 对史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如何看待？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有丰富的遗产，其中有许多优 秀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至于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龚自珍 、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这些先贤的名著名篇、真知灼见，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 近来我们也见到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历史证明空无一物外，只是给 历史增添了如许之多的不必要的废物”。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魏收《魏书》被人称为“ 秽史”以后，“中国历史上还曾有一部干净的史书？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又有几部干净 的史书？”等等。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史学家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像这样一些问题 以及还有其他许多类似或相近的问题，是不是都值得展开批评和讨论呢？我以为是很必要的 ，很值得的。
其次是关于怎样开展健康的史学批评。我想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要有正确的指导 思想。这里说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指对史学批评的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把握。史学批评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史学发展，为了这个总的宗旨而开展史学批评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致 力于史学批评者的“心术”所在；而在史学批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消极因素，都应在这个总 的宗旨之下得以化解。二是对史学批评的功能或作用应有全面的认识。大致说来，它有传播 信息的作用，评价成果的作用，切磋学术的作用，揭露不良学风的作用和活跃学术气氛 的作用等等。这些作用可以共存，而不必也不应互相排斥，因为它们都是史学发展所需要的 ，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必要。三是要有一个平和的、健康的 心态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拿书评来说，如白寿彝教授所指出的，既不捧场，也不挑眼，“ 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 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9]（p26-27）不捧场，也不挑眼，严 谨而不失宽容，宽容而不失原则，这样的书评可能会走向平实、中肯。四是坚持知人论世的 方法论。我们常常讲的历史主义原则，用以评论一个史家、一部著作，拿中国的传统语言来 说，就叫做“知人论世”。关于这一点，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 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0]（《文德》）评论前人真正 做到了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处，那末评论这个史家和他的著作，一般说来可以得其大体。近 年来，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很时兴重评学术史上的一些人物及其著作，其中有些是注重 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处的，有些就脱离了知人论世的原则而强调所谓“纯学术”精神，这后 一种做法所得到的结论，恐怕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史学批评的健康开展，是不应当离开历 史主义原则的。当然，史学批评的发展，主要还是要有更多的同行的参与，要有这种自觉意 识和积极行动，真正认识到这是促进和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 学，在这一方面会有更大的作为。
再次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遗产及其批判继承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 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从很早的时候起，史学批评就同史学发展结伴而行，并成为史学整体 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联系到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和 孟子对《春秋》的评论，以及这些评论对后世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理解了。自两 汉以下，有刘向《别录》、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 几《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朱子语类》、晁公武《郡斋 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卜大有《史学要义》 等，直到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邵晋涵、纪昀、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的著作，史学批 评的遗产极为丰富。今天，我们对于这些遗产的认识、总结、继承是很不够的，这也影响到 当前史学批评的发展。我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在运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 今史学批评的成长方面，有更显著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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