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先生（1902-1991），字锡永，号契斋，广东番禺人。先生幼承家学，及长，复从罗振玉（叔言）先生游，习古文字之学，弱冠即以《殷虚文字类编》闻于世。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重庆大学等院校。其中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时间最长，几近五十年。
先生的学术成就巨大，共有著作十五种，又有书法作品集二种，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后人编为《商承祚文集》。先生之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甲骨、金文、石刻、简帛等各类古文字以及考古、语言、书法等（详参本文附录《商承祚先生著作提要》），其中又以甲骨学与简帛学两方面的研究最为学林所重。
在发现殷墟甲骨文已届百年之际，1999年7月14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以《百年甲骨学勿忘奠基人》为题，介绍了在甲骨学方面卓有影响的十位学者，商先生即榜上有名。于此可略知先生在甲骨学上的成就。
甲骨学兴起于19世纪末，它是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甲骨文及其载体——龟甲兽骨，包括甲骨的发掘、整治、钻凿、镌刻，文字考释，甲骨断代，商史等方面的研究。今天，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早期的甲骨研究，重点在于文字的考释，似乎未脱金石学的窠臼。科学意义上的甲骨学，大概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共同创立的。
我们赞同张永山的意见：在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开创这个领域的过程中，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投入了这门学科的拓荒者行列，并随着这门学科的成熟而成长起来”①。先生在甲骨学上的贡献，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资料搜集与整理（包括辨伪）。2.字典编撰。3.文字考释。4.商史钩沉。以下分别述之。
研究一门学问，首先得有研究的材料。因此，早期的甲骨学者莫不致力于甲骨的蒐集，以期获得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例如罗振玉，购藏甲骨多达两万余片②，后择优著录为《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以及《殷虚书契菁华》等汇辑。在殷墟科学发掘前，应是收藏甲骨数量最大的学者。先生受财力所限，自然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收藏，只能尽己所能而为。《殷契佚存》就是这么一部甲骨材料的荟萃③。《殷契佚存》“著录六家收藏甲骨实物（何遂61片，美国施密士62片，王富晋27片，陈邦怀30片，于省吾7片，商先生自藏77片），三家拓本（孙壮193片，黄濬60片，商先生自藏483片），共1000片”④。于此可见，除自家收藏外，先生还充分利用收藏家所拥有的资料。先生作《福氏所藏甲骨文字》⑤，集子所载就全都是福氏收藏的甲骨资料。当年先生得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徐养秋介绍而结识美国人福开森，福氏乃尽出所藏甲骨文以示先生，先生“共选拓得三十七版，精印行世”⑥。先生那一辈的学者，搜集原始材料固然是为了便于个人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这一点，在他们整理、公布原始材料的举措上得以充分的体现。发现甲骨文的早期，因其身价陡然倍增，所以有伪片出现。先生收集甲骨，当然就要做辨伪的工作。在先生的藏品中，有一块左尾甲，是“在抗战之前于北京琉璃厂厂肆所得”，“胡厚宣首先以摹本著录于《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置于《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之后，并记曰：‘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番禺商锡永先生自巴州拓寄，厚谊可感，考释另详。’后董作宾又以拓本著录于《殷虚文字外编》（一九五六年），片号为451。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后收入《欣然斋史论集》）也著录这块尾甲的摹本，并谓‘上面的虫形即蚕字，下面的大字，象以手采桑之形’。一九七八年，徐俊良、蒋猷龙在《地理知识》第一期发表的《中国的蚕桑》一文也著录了这甲片，加以介绍；该刊第五期又发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组孟世凯的信，题为《谈谈甲骨文中有关蚕桑的真伪资料》，认为这甲片是伪刻”⑦。由此一度引起论争，先生也曾撰《一块甲片的风波——契斋藏龟之一真伪辩》申述⑧。先生作此文，除了申明甲片之真的理据外，还是先生多年甲骨辨伪的经验之谈。事实证明，先生购藏的这块甲片是珍品⑨。于此可睹先生精湛的辨伪能力！
先生于1923年刊行的《殷虚文字类编》⑩，“依《说文解字》体例编排，计收单字七百九十字，重文三千三百四十字，凡罗氏有说解者照录之，商先生另有见解或新释者则以‘祚按’别之”（11）。王国维为此书作序，认为“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12），决非溢美之词。虽然后出的《甲骨文编》取而代之，但《殷虚文字类编》的筚路蓝缕之功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体例，其识见，均为继作者所接受。譬如早出的《簠室殷契类纂》，“所引卜辞全无出处，无可覆核且多为残辞断句，无补于文义的理解”，而先生所作，“每字之下，注明引书卷页，较《类纂》为优”（13）。再如文字的考释，亦多有胜于《类纂》者，从而及时反映了甲骨文字研究的发展（详下文）。
甲骨文发现之初，考释文字是学者的重要工作之一。文字尚且不识，遑论其余。直到今天，考释未识之字依然是甲骨学者的要务。先生搜集整理甲骨文的材料，当然是为了下一步的研究，其中，考释文字便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集中反映了先生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的成就是《殷虚文字类编》和《殷虚文字考》二著。先生在作《殷虚文字类编》时，已经开始了文字的考释，所附按语166条，“其中纯属独自立说者一百零三条”（14），这一百多条的按语实际上就是先生对存疑字的考释。后来先生作《殷虚文字考》（15），大部分的按语就收入此考释中。文章共考释85字，其中已成学界共识者至少有17字，计有：兆（）、、齒、解、虤、良、椃（）、或、盟、眾、老、考、溼、直、蠱、鼍、取。此外，在《殷契佚存考释》中，亦多精到之论（16），均为后出之《甲骨文编》或《甲骨文字典》所吸收，只是有些说解乃暗引，一般读者不知而已。先生在考释之余，还注意对殷墟文字的特点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以利于对未识字的钩沉稽考。《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就是先生关于甲骨文考释的理论性文章。先生说：“卜辞中用点之字甚多，或表水，表雪，表雹，表火，表酒，表血，表粥汁，表粟米，表尘土，表光芒，表残糜，表细小，表众多，由一点至十点以上无定例……”（17）先生还在文末附了七十七个带有“点”的未识字，实际上告诉我们，甲骨文的“点”有多方面的所指，考释时不能一概而论。先生还在《研究甲骨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文提出了考释甲骨文的一个重要原则（18）：除求其字形吻合外，还得考虑文义的沟通。与此相关，先生还提请考释者注意甲骨文文献所具有的三个特点：一是假借现象，二是误字，三是没有刻完全的字。顺便一说，早在1930年即注意到甲骨文考释的理论和方法并进行总结归纳的，只有先生而已。譬如唐兰，是大家公认在古文字的理论和方法上建树颇多的学者，其甲骨文考释理论及方法的实践性著作《殷虚文字记》是在民国廿三年（1934）写定的，影响颇广的《古文字学导论》，则在民国廿四年（1935）写定。而杨树达先生的考释文字名言：“首求字形之无啎，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復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借通之。”则写定于1951年（1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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