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49 《晋阳学刊》 张炜 参加讨论
三、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 总体而言，西方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冲击在于其颇具社会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及融合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早在新世纪伊始，缪咏禾的《明代出版史稿》就曾专辟一章，从政治、社会思潮和世俗生活的角度，简要论述了明代出版与社会的关系[38]424-469。王建的《明代出版思想史》则分别阐述了明代科举、实学思潮、史学发展等社会因素与出版的有机联系[39]27-75。在近代史领域，台湾学者苏精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的一个章节中，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描绘了印刷出版在阿美士德号事件中的角色[40]113-130。邹振环关于西学书籍在近代中国被翻译出版的系列研究[41]，遵循了作者提出的从译家、译著、译局等具体个案入手，研究某一时期翻译出版与文化的复杂关系，梳理和整合中国近代翻译出版的流变脉络，并进而提出翻译史上相关问题的思考的研究方法[42]Ⅷ-Ⅸ。这些著述已经显现出欲将书籍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相联系的研究取向，但论著中并没有明显征引西方书籍史的相关著述，暂可被视为是具有一定自发性的研究。 而真正在研究中明确提及西方书籍史的成果最先出现在中国世界史学者的论著中。这些学者利用自身研究领域的有利条件，最先将欧美书籍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资料与方法引入中文学术界。如项翔在《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着重梳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印刷书籍的发展及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并系统引用了费夫贺、马尔坦、爱森斯坦、夏蒂埃、达恩顿等西方主流学者的著述。张炜将论题缩小到印刷书籍与15、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上，在资料上引用了欧美学术界新近出版的权威著述，如多卷本《剑桥不列颠书籍史》[43]等，并运用传播偏向论等媒介环境学派理论，对印刷媒介的社会影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③。而多年专攻外国出版史的于文在其专著《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中明确指出，该书在分析出版业所处的基本产业环境——即社会图书传播中的互动关系时，采用了美国罗伯特·达恩顿教授的书籍史“传播循环模式”，并借助该模式分析了图书传播中作者、读者的构成、写作、阅读动机以及图书内容在时代性上的变化等及其对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产生的影响[44]29。 受欧美中国书籍史研究者的影响，以及前期研究成果相对丰厚、研究资料相对易得等因素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多体现在对明清以来中国书籍发展演进的研究中。在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过去以抄书为主的图书生产模式，大大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为出版的商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至明中后期，商业出版更是空前发达，书坊成为最主要的出版力量。张献忠关于明代商业出版的研究，借鉴了传播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对商业出版在明代社会和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予以探讨，明确提出明代商业出版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独断的局面，实现了传统的主流文化、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的观点[45]。此外，涉及明代商业出版的著作还有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和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者考察了通俗小说读物作为商品生产、流通的全过程，探讨了坊刻小说兴盛的原因、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详细阐述了明代书坊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后者则运用传播生态学理论探讨了明代传播生态背景下建阳书坊盛衰演变过程和原因，分析了建阳书坊传播外生态、传播内生态、传播新生态、产业生态的变化，指出建阳书坊盛衰演变是由传播生态作用造成的。 时至清代，“西学东渐”对晚清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广，但其历史图景却难说清晰。章清认为，对于晚清书籍的考察，除需考虑版本的情况外，还有必要基于本土的知识生产以及新型传播媒介的涌现加以审视。作者认为这也是“新文化史”开展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最关切的问题。他以《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为例，指出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当时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晚清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而作为新兴媒介的报章也对当时多样化的“知识复制”形态产生了影响[46]。另外，有不少学者紧抓近代以来西学书籍的中译出版与传播现象，如张登德的《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版)便旨在研究《富国策》的出版、发行、版本、译者情况，挖掘时人对《富国策》的阅读感受，进而分析时人对经济学观念的看法和使用[47]。而肖超的《翻译出版与学术传播：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同样运用、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有关思路，将“副文本”和“共同体”等其他学科理论运用到研究之中，同时借鉴了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著作出版年份、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著进行计量分析，阐释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评价了地理学译著的影响力[48]Ⅱ。在当时大量被翻译出版的书籍中，以“日用百科全书”名目出版的书籍也是中西知识交汇与普及的一种样本。于翠玲在研究此问题时提到，其研究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分析民国初期日用百科全书的知识资源、其所建构的国民日用知识体系的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并通过从类书到日用百科全书的演变过程，探寻中国与日本之间“知识环流”的痕迹[49]205。 张仲民有关晚清民众阅读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运用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开展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他在《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中指出，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吸收中国书籍史研究及西方阅读史研究中的一些方法，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典范，特别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着眼，并结合西方心态史的做法，分析晚清“卫生书籍”对于不同读者的文化意义及被读者如何表达，还考察了由此呈现出来的社会影响与集体心态的变化[50]84-85。他尤其提到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的研究，认为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出现的“大众文化的政治化”现象在晚清时代的中国也同样出现过，所以欧美学者对此种现象的关注值得我们在研究晚清书籍史、阅读史时借鉴[50]290-291。在其新近出版的《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中，他在关注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问题时，特别侧重读者的反应，并且利用相应的史料进行社会史层面的解释，具体展现出了其间的复杂和纠结[51]Ⅱ。 如果说海外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大多将“书”预设为印本，着重关注晚明和近代阶段书籍发展历程的话[52]，那么，新世纪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在开展明代以前书籍史研究时，同样积极运用了西方书籍史的理论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求新与开放气象。耿相新在《中国简帛书籍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中就明确指出：“我所理解的书籍史，它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应当是用不同文字复制于不同载体上的供阅读、传播之用的信息、知识、思想文本的——也就是关于书的——全部活动。”基于以上对中国书籍史概念的把握，他在书中系统揭示了书籍本身的内在形式与外在表现方式、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书籍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等贯穿于书籍史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并以此形成了全书的框架[53]。陈静对比了中国现有的抄本研究成果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研究书籍首先应该考察其传播特征，而从传播的角度研究书籍史，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即书籍生产、书籍流通和传播效果[54]。 在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领域，将富有动感的传播观念贯穿研究始终而集大成者，首推曹之的《中国古代图书史》。作者认为，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而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55]5。而该书的谋篇布局，也基本是按照上述门类分而叙之的，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关于中国古代图书传播的动态图景。与该书同一年出版的《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也力图打破传统出版史研究的园囿，不仅比之前的研究更加关注金代图书的流通与收藏等问题，而且从金代图书出版的视角，探讨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金政权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作者指出，金代统治者对汉文书籍的搜求与刻印，表面上来看是中原汉文化对金朝统治者的吸引，是金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需要，但实质上金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认识与态度，更深层面体现的是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56]2。这就使得金代图书出版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也暗合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一大旨趣，即由书籍这一点触及更加宏大的整体性历史问题。另外，探讨书籍与明代之前文学发展演变关系的作品也屡出新意，如台湾学者张高评致力于从印刷传媒的视角检视雕版印刷对“诗分唐宋”的影响，并指出，印刷传媒之效应是促成“宋代近世”、“唐宋变革”之关键因素[57]1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一些著述除了在视角和方法方面采用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路径外，还借用了与西方书籍史研究相关的概念、理论，以对相关史实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阐释，从而加深了此种理论方法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的厚植程度。譬如，张高评在《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中，为了说明宋型文化不同于唐型文化之关键在印刷传媒的影响，便运用了“异场域碰撞”形成“美第奇效应”之概念，旨在强调不同文类、殊异学科间之会通整合有赖于雕版印刷流行促成的知识传播的快速与多元[57]568。张献忠在《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一书的落脚点，即第七章《明代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中，引入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以阐明明代商业出版的重要社会功用[45]。又如，肖超在其著作中引入“副文本”概念，深入挖掘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说明”、“内容提要”、“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信息，对地理学译著的政治色彩、译著所反映的社会形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他还利用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理论，对体制化和非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做了解释，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48]208-217。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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